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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0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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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队渐趋平静,但暴力抗争管理层的因子已经种下——

王濛打人事件戳向管理软肋

本报记者 慈鑫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08日   09 版)

    7月29日,冬运中心就中国短道速滑队内讧召开第二次会议,王濛手缠绷带现身,周洋紧随其后。CFP供图

    王濛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冠后庆祝。    

    CFP供图

    在8月5日上午发出最后一条为周洋打抱不平的微博后,王濛并未像她说的那样在两天内通过微博宣布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信息。“王濛打人事件”的后续发展正像很多人事先预料的那样,随着当事人的情绪趋于平静而逐渐降温。但这起事件算是完全平息了吗?类似的事件就不会再发生了吗?业内专家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王濛打人事件”从表面看是运动队的内讧,是运动员个人素质有缺陷,是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有疏漏,而实际上,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国家队传统的“家长制”管理方式已经与时代发展明显脱节,“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极大地限制了运动员获取运动成绩之外的个人发展空间,如果不改进这种管理方式,类似的恶性事件还会发生。

    在8月4日晚上,王濛遭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从国家队除名和无限期禁赛的处罚后,这名一向桀骜不驯的中国短道速滑队领军人立即向媒体宣布,自己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打人事件”的真相并揭露国家队在奖金分配和兴奋剂使用等方面的黑幕。新闻发布会将在近两天内举行,相关信息她将在个人微博上公布。但事情过去了3天,王濛的新闻发布会依然没有动静。实际上,据记者了解,国家冬运中心和黑龙江体育局等相关部门近几天一直在与王濛沟通,劝其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国家冬运中心主任赵英刚介绍,双方的沟通比较顺利。如果王濛最终屈服于行政压力,放弃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计划,“王濛打人事件”后续发展的重要悬念将随之消失,整个事件也将真正平息。

    但王濛和中国短道队主教练李琰在近两天接受采访时提出的几个疑问,却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如王濛在回忆6月在丽江发生打架事件时依然有些气愤,当时舆论对她的质疑声很大,但实际上,她称自己只是在拉架,既没有参与打架,也没有叫嚣自己是“人大代表”。王濛感到委屈的是,国家冬运中心为了尽快平息丽江打架事件,除了对队员进行批评教育外,并未向外界公开全部真相。王濛认为,冬运中心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侵害了队员的权利,让队员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李琰则对国家冬运中心处理此次王濛打人事件的做法感到不满,“管理层难道没有责任吗?”李琰认为,只对运动员进行处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据赵英刚介绍,冬运中心对“王濛打人事件”的处理已经完毕,不会再有人继续受到处罚。这也意味着,王濛认为理应同时受到处罚的短道队领队王春露和助理教练马延君将不会受到处罚。

    王濛8月5日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专访时曾表示:“在运动队里,运动员是弱势群体。”无论是奥运冠军还是普通队员,在运动队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一切都要听从教练和领导的安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表示,中国各级运动队的管理模式都是“家长制”的,水平、层次越高的运动队,“家长制”的管理力度越大。在国家队这个层面,绝大多数运动队常年处于集训和备战各类世界大赛的紧张气氛中,即便是王濛这样已经26岁和大赛成绩超群的明星运动员,获取运动成绩之外的个人发展空间和能够伸张的权利也是十分有限的。

    以夺取世界大赛金牌为首要目标,运动员无条件服从队伍管理,在运动员和教练、领导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不仅体现在训练和比赛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但实际上,很多高水平运动员往往有强烈的自主训练和自我管理的意愿。几年前,中国女子网球队爆出的多名运动员炮轰国家队事件,最终促成了以李娜、彭帅为代表的几名女网球员“单飞”,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队员们对国家队传统管理模式的强烈反抗。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因为常年参加国际比赛,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外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自主化训练模式,更容易比较出国家队“家长制”的集体管理模式与运动员自主管理模式的差别和优劣。

    放眼全球,现在像中国这样奉行运动队“家长制”管理方式的国家和地区已屈指可数。中国体育主管部门将这种运动队管理方式视为“举国体制”的优势之一,因为运动队的方方面面训练和保障条件都无须运动员操心,但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病也十分明显,运动员沦为“金牌机器”,与社会的接触面极其狭窄,提升个人全面素质的外部条件很有限。当发生重大变故时,运动员个人往往缺少处理能力,全部依赖领导和组织,但组织处理问题的立场通常不是运动员的利益而是集体利益甚至是领导的个人利益。

    业内专家表示,不久前同样受到各界关注的“桑兰赴美维权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国家队管理模式的缺陷。在国家队的集体利益面前,运动员的个人利益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桑兰今日伸张的权利其实正是当年国家队应为其维护的权利。

    业内专家指出,如果说,过去像桑兰这样的运动员面对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那么现在,在运动员的国际视野日益开阔、更看重个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当重大变故出现、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像王濛这样选择暴力抗争的运动员就会越来越多。

    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对一支运动队的管理覆盖到运动员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队只是由这个国家最高水平运动员经选拔后组成的临时性组织,国家队的教练、队伍管理者和运动员之间是松散的伙伴关系,运动员无论是竞技水平提高还是个人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运动队。  

    本报北京8月7日电

本报记者 慈鑫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年08月08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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