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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8日，超过国务院最后期限一个月后，中央部门中，有94家公布了“三公经费”。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等3部门仍未公布。
在已公开的“三公”费用中，有50个单位今年“三公经费”预算高于去年决算，国家信访局今年预算比去年决算增加68%，出国费预算是去年决算的4.4倍；12个中央部门去年“三公”决算超过1亿元。
最先公开和最后公开都是最受关注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有些中央部门一直在拖着看形势，结果错失时机，成为舆论焦点。
“外交部驻外使馆众多，外交礼仪要求用高档汽车，估计外交部的‘三公’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叶青说。
除了国家安全局等几个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的数据可以不公开之外，剩下的部门不可以例外。叶青说，国务院要求公开，不按时公开已是违令。
中央部门预算五六月份已经通过，到8月份才公开。“预算执行已经完成了一半，钱也花了一半，监督来得太慢。”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说，第一次公开，技术上肯定有不懂的地方，不能要求太高。
李炜光说，美国等国家是从预算编制过程中就公开，执行过程也是公开的。
从2010年开始，中央部门的预算公开大幕徐徐拉开，因此，2010年也被称为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元年。
今年国务院又前行一步，不但要求中央部门公布部门预算和决算，还要公布“三公经费”。
全国的“三公经费”到底有多少
2006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在《学习时报》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该文明确指出：政府部门每年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支出高达9000亿元之巨。
竹立家说，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
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竹立家认为三公相加，数字高达9000亿元。
这个数据出来后，各界纷纷引用。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引用这个数据后，此数据更为人熟知。
但财政部称这一数字“严重失实”，“三公”实际支出为1201亿元。
竹立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虽然近年来政府连续有大动作，包括公车改革、取消驻京办等。但随着政府机构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如今全国的“三公经费”只会比他原来估计得高。
比如公车购置款，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2007年是500亿元，2008年是600亿元，2009年是900亿元，呈连年上升趋势。
竹立家说，很多公务出差都是没有必要的，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完全可以在家学习。沿海各省市去英、美、新加坡考察的干部络绎不绝，新加坡理工学院已经把培训中国官员当成一个产业来做。
竹立家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今年发表的白皮书透露，2010年中国的预算内收入大约8.3万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大约是14.2万亿元。换句话说，去年我们的公共收入大约有14.2万亿元，这14.2万亿元里面，除了预算的8.3万亿元以外，剩下的近6万亿元基本上在预算之外循环。
6万亿元中有多少用在“三公”上？这个数字连人大都无法知道，更别提公众了。
“财政部的数据跟竹立家的数据不一样很正常”，李炜光说，因为差不多一小半的“三公经费”不在预算内，而预算外循环的“三公经费”连人大都很难监督。花了多少钱基本是笔“糊涂账”。
如何监督庞大的“三公经费”
“监督是重要的。”竹立家说，不能只通过政府部门自身监督，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各个部门“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批，必须在以后的制度安排过程中让人大做一个财政预算，特别是在“三公经费”方面，应有一个主要的监督机构。二是每年坚决公开“三公经费”的一些预算注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称，《预算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公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获得政府预算信息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政府行政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固定必须公开的财政信息的范围、具体程度以及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李炜光称，已经运行了17年的《预算法》必须修改，从法律上规定预算的透明度，保证人大和公众监督的权力。规定财政信息公开的范围、时间和方式。
他认为，国家应该规定，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人头费是多少。否则没有了标准，就无从比较，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大型国企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也应公开‘三公经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提出，中石化天价酒等事件说明，央企的“三公经费”如果不受监督，也会滋生腐败。央企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它的花费应该受到公众的监督。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