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八路军

    2011年8月6日，位于太行山西麓山西左权县麻田镇的街道上，身着八路军服装的张献金开着自家的轿车，与熟人打着招呼。他是这里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2003年6月，40岁出头，在麻田镇上经营轮胎生意的张献金加入山西省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红色艺术团，穿上了量身定做的八路军服装。试装时，人群中就有人喊着“像彭总！像彭总！”于是，他开始扮演起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

    1940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所属诸多单位进驻左权县（时为辽县）武军寺、麻田等地；1941年7月1日，八路军总部迁入上麻田村，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9月2日才迁离。八年抗战，八路军总部在麻田驻扎近5年。彭德怀、邓小平、左权、滕代远、李雪峰、杨立三等八路军将领汇聚在此，运筹帷幄，书写了光辉的抗日篇章，与左权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

    “在麻田演出时，都是熟人，可穿上八路军服装一上台，演员、群众很快都入戏了，好像我真的就是令人尊敬的彭大将军，而故事就像发生在今天一样。”彭德怀住在麻田时，张献金的父母与彭德怀及妻子浦安修都很熟悉，来往很多。张献金自记事起，就多次听父母说起八路军的故事，彭德怀生活工作的细节更是印在他的脑海中。为了饰演好彭德怀，张献金甚至学起了他的家乡口音——湖南话。

    对张献金来说，没有经过正规培训，要把彭总演得神似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参加了200多场演出，感觉越来越好。”张献金说。

    很多时候演出没有报酬。麻田距离左权县城约90公里，只要县城有演出，他开上自己的车就走。现在，张献金在镇上做起了保险生意，他穿着八路军服装，接着手机，谈着保险订单，送别来人时双手紧握，诚挚地说：“欢迎再回来！”

    说这话时，张献金一半在戏里，一半在现实中。60多年来，当年驻扎在左权县的八路军及他们的后代回到这里时，百姓们总是习惯招呼说：“回来啦！回来啦！”仿佛他们从未曾离开。而离别时，“再回来！再回来！”的呼喊声总是不绝于耳。

    “左权将军”刘伟东，32岁，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红色艺术团常务副团长，艺术团保留曲目《再见了！麻田》中的男主角，他深情而又投入的表演曾令无数观众落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八路军的形象模糊不清，而他与近50位团员们塑造的形象恰恰填补了人们记忆与想象的空白。

    刘伟东的经历更为独特。1996年，16岁的刘伟东，初中毕业便从家乡左权县桐峪镇到太原一家川菜馆打杂。从刷碗、摘菜开始，学拌凉菜，炒热菜，3年后回到左权县城时便当上了一家饭馆的大厨。2003年五六月间，“非典”传闻不断，饭馆关门了，刘伟东回到了自己的家。闲来无事，在镇子上闲逛时，他看见了墙上张贴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红色艺术团招考广告。这里距离麻田仅有10公里左右。

    自幼喜爱艺术，“做梦都想当个演员”的厨师刘伟东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年发生了转变。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艺术团，工作职责是除了演出外还要为大伙儿烧饭，月薪600元。而在县城当大厨时，他的月薪已经拿到了千元左右。可他很满足，一则终于实现了自己“当演员的梦”，二则团里同期招进的其他人，除了要交押金、伙食费外，还领不了工资。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年的7月，他被纪念馆任命为红色艺术团的团长。

    当上演员后不久，时任左权县委书记马彦平陪同上级领导到纪念馆参观，看了艺术团的演出后，端详着刘伟东：“这孩子真像左权！”于是，刘伟东开始饰演左权将军。8年来，他在上千场演出中都扮演过这一重要的历史角色。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守这份理想。一位出演八路军另一位首长的特型业余演员，退出了艺术团，随民间戏班子走村串乡去了。

    2006年，麻田八路军总部红色艺术团与左权县小花戏艺术团合并，成立左权县开花调艺术团。把有关八路军历史剧和当地民间艺术精品同台演出。团里近50位演职人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些年轻人大多自左权县职业高中，或从初、高中毕业生中招取。他们在台上尽情地演绎着有关八路军的故事，他们热情、奔放、尽职，充满深情。

    八路军驻扎左权县将近5年时间，离开这里也60多年了，但还是有那样多的左权人，通过各种形式纪念八路军，传诵着八路军精神。左权县委书记王兵说：“这主要源于一个‘情’字——一粒小米分开吃，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八路军干部、战士与百姓之间结下的平等而又深厚的情谊。”

    沉甸甸的情谊，在麻田百姓之间流传。

    一天，牛倌汪福成正在山上放牛，猛然看见彭德怀在那里开荒，热得满头大汗。汪福成是个贫苦的光棍汉，他与贫雇农赵小亭等，平日里与彭总关系都很近。汪福成跑下山，夺过彭德怀手中的镢头，替他干了起来。彭德怀笑着说，那我还得替你放一会儿牛呀！

    麻田的许多老人都记得八路军在这里开荒种地的情形。八路军所用的工具都是找老乡借的，柄上贴个条条，写上主人的名字，用完了再还给老乡。总部经常把收的萝卜、菜根等送给缺粮的贫下中农度荒。天旱的厉害，八路军就帮助村里修水渠，在水罐坪打窟窿，河滩扎坝。至今，老百姓们都能讲出首长们跳进水里背石头、垒坝堰的情形。

    左权百姓的大义，也一直在传扬。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找到邓朴方的奶妈郭金梅，说让她去北京找找邓家人，看看能不能给家门口的清漳河修座桥，方便群众出行。郭金梅老人对来人说：我给朴方当奶妈，当年就从总部领过小米了，哪能再去找人家呀！

    一则抗战时期的妇女干部，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房东、麻田村人邢小白两上北京寻找彭德怀一家人的故事，传扬更广。1965年，邢小白到北京寻找落难中的彭德怀，没有找到。1979年7月，她靠卖鸡蛋攒起来的路费，和外孙女一道背着核桃、红枣再次来到北京。16天里，祖孙二人到过北京的16个接待站，都没有问出浦安修的住址。晚上，她们还像上次来时一样蹲在火车站过夜。后来，邢小白病倒在中央军委接待站里。

    得知消息的浦安修派车去把祖孙俩接过去，邢小白与浦安修两人说着、哭着，老半天才平静下来。这一年，距离彭德怀遭迫害去世已经整整5年。

    邢小白还向浦安修讲起了当年揭批彭德怀时受到牵连的武军寺村支书临终前的嘱托。1960年春天，连病带饿卧床不起的村支书对邢小白说，你不是和老浦熟惯吗，能不能去一趟北京，看看老彭有没有吃的，有没有穿的，人家打骂不打骂他。给人家说说，看看能不能叫老彭到俺们这儿来住。我给他攒了些小米，你都带过去，让他吃饱，他那一大把年纪再也经不住饿了。俺们死了算甚，他有个长短可不行哪！

    不久，老支书就去世了，临终前还叨念着老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