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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伦敦骚乱之后，英国曼彻斯特、伯明翰、诺丁汉等地9日重演乱象。曼城骚乱规模甚至为“30年来未见”。
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将数城骚乱判定为“彻头彻尾的犯罪”。但范围如此广泛的暴力冲突，其原因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概况。
事实上，西方国家当前普遍的经济困局、政策进退失据，催生了社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幻灭”和“反社会”心理，以极端心态制造麻烦。一如英国《卫报》所言：骚乱是“愤恨的爆发和多重失败的标志”。
伦敦19岁青年詹姆斯说，参与抢劫是要把自己“每便士的价值都夺回来”。这虽是“狡辩”，却也折射出此次英国骚乱的深层社会心理。
从骚乱的英国，到陷入债务沼泽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很多西方政府目前都在寻求削减财政赤字、压缩公共开支，既为“还债”，也为维系脆弱复苏。此举直接效果，就是长期“慷慨”的社会福利出现巨大断裂，冲击着社会众多阶层。正因如此，参与英国骚乱的并不仅是“贫民窟里的身无分文者”，也有不少经济状况不错的年轻人。
英国这种社会生态，导致一些年轻人的暴力集中爆发。
据统计，英国16岁至24岁年龄层中，约百万人处于“正式失业”，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严重衰退以来之最。他们对当下困顿的焦虑、对经济前景的迷茫，极易被冲突的枪弹所点燃。再加上微博、手机等现代交流手段，更将一些年轻人推到了非理性、无政府的“险境”。
从金融危机到目前的债务危机、增长乏力，西方经济和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并以极端的方式反映在英国骚乱中。这既是对其政策“不可持续”风险的警示，也凸显了政策调整中，权衡经济、社会的两难困境。
英国这场骚乱肇始于少数族裔聚居区。从去年法国格勒诺布尔、圣艾尼昂两次骚乱，到欧洲多国驱赶罗姆人，移民、“旅居者”常常成为其中因素。人们看到，在经济困难时期，排外情绪往往有更多借口和更大市场，移民阶层容易成为引爆社会矛盾的热点。如果身处西方社会边缘的人连“边缘”都站不稳，就容易反过来冲击整体社会。
骚乱告诉人们，多元文化不是口号，而应成为对少数族裔的权利关照和社会自我修复的理性自觉。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反映了19世纪英国劳资矛盾。在今天，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英国，社会体制性矛盾正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甚至激化。这次骚乱提示肇事者和政府，应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和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