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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至14日在深圳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打造21世界的‘国际化大学’”成为绝对的主导性议题。在经济全球化扑面而来的21世纪，高等教育到底要怎样“国际化”？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63位大学校长，就此各抒己见。
无国界教育不是“麦当劳”模式
21世纪是一个能提供无国界教育的世纪。因为21世纪所有的巨大挑战都不能靠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而大学之间各自为战是不行的。美国纽约理工大学校长爱德华·居伊里亚诺这样认为。
“对待21世纪的挑战，需要采用一种“全球本地化”的方式，就是用全球的方式，但在本地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界定一个全球性大学，并在更广大的社会里重新思考它的角色。”
居伊里亚诺提出的“全球性大学”，是指在世界不同地方开设分校区，“可能是跟非营利组织合作，或与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内的一个教育机构建立分校”，但只提供一个学位、一套课程，确保各个分校的教育质量跟本校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学生、教职员工的思想没有任何界限的约束，无论是虚拟课堂还是远程课堂，都能够融汇贯通各种知识，带来真正全球化的教学内容，打造一流的全球公民。但这种外向型的大学在全球只有一套评估体系，由一套管理班子来管理。”
德黑兰大学的校长担心这种全球性大学会变成到处开分店的“麦当劳”，只强调数量和标准化复制。居伊里亚诺校长表示，这种模式不会变成“麦当劳”，而是可以扩大所培养的学生对象群体。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长休·布兰迪认为，理想的模式是，把全球化的东西进行本地化的调整。不同的校园和校区之间有一些差异，有属于当地的做法，发挥当地的本土特色和优势，汲取当地的文化精华。但却有最基本、最核心的课程。“就像有一个统一的骨架、但却有不同的血肉。在这样的大学里，不同校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发展，获得新东西、激发新理念，让学生能更好应对因为文化不同带来的挑战”。
质量决定了国际化大学的生死
目前，中国已成为广受欢迎的新兴留学目的国，有来自194个国家的26万学生在华学习，中国也有90多万学生在海外留学进修和学术访问。同时，国内举办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中外合作项目500多个、办学机构30多个。从清华大学与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三校共建低碳能源联合实验室，到宁波诺丁汉大学，再到上海交大密歇根学院，都反映了中国加强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最新探索。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国际合作教育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坦言，浙大与140个海外大学签署了国际合作协议，有的协议成果丰硕，有的却没有什么效果，真正能落实的只有其中的一半。
多位校长表示，保证质量是国际教育合作的前提。居伊里亚诺校长说，如果分校不能拥有与本校同等的教育质量，不仅没有人会考虑读分校，而且还会影响本校声誉。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认为，国际化不仅仅是拥有更多的外籍教师和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而是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推动创新、研究，更好地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对大学来讲，我们要意识到国际化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并必须为此做出贡献，而不是简单地从国际化中拿到我们的好处”。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内田胜一表示，培养有质量的全球化人才，才是真正意义的跨国合作内核。“我理解的全球化人才是，接受通识教育、人本教育，有出色的语言能力，毕业后有继续学习的动力、充满热情等”，“去国外学习固然是培育全球化人才的好方式，但是不能为了出国而出国”。
南非不需要25所哈佛等级的大学
联合国报告显示，虽然在1999年之后，非洲大陆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有长足增长，但仍然比较低，只有5%；而在北亚和南亚地区，也只有10%；但在北美和西欧，这一比例高达80%。
这说明，不同社会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很大的差异。
是不是只有名校或发达国家才能谈教育的国际化，那些“穷大学”该怎么办？柬埔寨马德望大学校长托奇·维萨尔索科说，教育合作中不应只考虑跟好的综合性大学合作，还要考虑跟弱的大学或欠发达地区大学合作。
台湾东海大学校长程海东说，欠发达国家的师生没有机会出国，但他们同样面临全球性问题，必须利用发达国家领先的教育资源去帮助这些欠发达国家的学生实现国际化。
而南非罗德斯大学校长萨里姆·巴达特则说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教育是：提高人民的技能，满足国家的需求。“和发达国家合作，是不是就能帮助我们满足这个要求，仍需探讨”。
他非常反对“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标准就是所有大学的未来”的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同类型的大学，南非不需要有25所哈佛等级的大学，而需要25所能够在本地、在本国、在全球的层面上更好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学”。
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须要区分“国际化”和“国际主义”两个概念。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他们更具有活力。但在当前背景下，学生的流动并没有真正帮助我们实现一个最终目的——进一步促进欠发达国家智力、知识、技能的发展，以及促进这些国家教育体系的根本性改进。”巴达特校长表示，要使国际化真正达成双方的目标，必须在规范、结构方面做更多的调整，制订相关的应对策略。“在打造国际化蓝图时，必须并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个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的公益物品，而不仅是一种可以用来盈利的商品”。
他还认为，讲国际化应该更强调“国际主义”，而不仅仅是跨国化。“我们不能只讲市场、讲经济，而应更多关注对社会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获得更大的知识的力量，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而言。”
本报深圳8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