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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上半年《2011年高招调查报告》发布以来，有关高校生源危机的讨论便持续不断。不少专业人士认为，生源危机既让一些学校面临重组甚至破产的压力，又是推进高考改革、促进高考公平的良机。
针对生源危机，学校、教育行政系统是否作好了相应的准备？这一危机对高校尤其是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高校破产已经到来
记者：分数见底仍“吃不饱”的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在生源危机问题上首当其冲，有人称这些高校面临重组甚至破产的压力。您认为破产是否真的会到来？
熊丙奇：从目前来看，陷入生源危机的学校，主要是在第三批及之后批次、“层次较低”的民办高职高专、民办本科院校和独立院校、公办的高职高专。985、211院校，地方建设的公办本科院校，由于放在第一批次、第二批次招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难以感受到生源数量变化对它们的影响。
“破产”其实已经来了，不少实行非学历教育的自考助学教育机构已经出现倒闭的现象，接下来就是学历教育机构，有的学校虽然并未走“破产”程序，但实际上已经被其他学校接管，名存实亡。
我国有企业破产法，却无学校破产法。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有关于高校变更、终止的法条，但高校破产申请、破产程序、破产后资产重组和学生去向安排等缺乏细则，并不清晰，尤其是涉及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变更和终止。另外，对于公办学校，没有相关的变更、终止的规定，在法律的修订中，有必要对这一部分进行建立和完善。
记者：针对这些高校的破产，我们是否作好了相应的准备？
熊丙奇：前面提到了法律上的缺位。在政府层面上，教育行政系统对生源危机并未作出积极的应对。教育部在2009年发布了学生弃考的数据，但这两年没有继续发布弃考数量，而是强调高考报名人数减少，原因归结于适龄生源减少以及复读生减少。从教育部有选择性公开的信息来看，公众很难意识到生源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能致使受教育者在作教育选择，学校在作规划调整时都难以应对。
另外，发达地区的生源减少，应该是调整各地生源指标、促进高等教育录取指标均衡的大好时机，但观察各地的重点高校，并没有顺势缩减在当地的录取计划，地区间的不公平（从录取比例以及录取结构看）并没有缩小。
其实，一些民办高校、高职高专已切身感受到了生源危机，从去年的高考招生中，有的地方的高校（包括二本院校）在招生中已经遭遇零投档。但在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囿于计划招生中最后的录取批次，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办学质量，保证生源质量。
自由转学制度的时机已成熟
记者：如果一些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破产”之后，不少学生将面临转学的问题，高校自身、政府、教育行政系统当如何应对，来保证学生的权益？
熊丙奇：转学问题在非学历教育的学校已经出现，一些自考助学的教育机构由于生源减少而倒闭，倒闭之后原来在校的学生就变得无学可上。学校不像工厂，工厂一旦倒闭，产品可以处理掉，但学生是受教育者，学业的延续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近几年，澳大利亚和日本有一些高校破产，但学生的继续求学问题并不突出，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拥有一套较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比如学分互认，自由转学。在国内，如果出现学校破产等情况，通常采用的还是行政手段，直接安排某所学校接盘，而不会考虑通过政府宏观协调、学生自由选择、学校自主接受的市场机制来解决。
对此，国内教育行政系统应切实推进教育改革，为学生的“退出”和“再进入”提供保障。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打破计划招生下批次录取对高职高专、民办高校的不平等，建立起以自主招生为基础的高校招生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更灵活的学籍管理体系，推进学校学分互认。
另一方面，要加大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让学校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主动提高自身办学质量，在市场机制下平等竞争。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在现实层面上，放权过程非常缓慢，很多权力仍然集中在政府手里。
记者：对于高职高专类高校，自由转学制度在当前确立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熊丙奇：当下看来，在高职高专层面上，推进自由转学制度已经具备现实条件。第一，按照教育规划纲要，高职高专的招生录取改革方向为“注册入学、申请入学”，实际上就是自主招生。在入口实现了申请上的自主选择入学，读了一年后，便可以同步推进自由转学制度，通过“申请入学”转到别的学校，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可以持续这个政策。
不过目前来看，确立自由转学制度还存在一些来自校方的阻力，部分学校从自身的生存利益考虑，不愿放手让学生转学。转走一个学生，就少一份学费收入，转的学生多了，人去楼空，学校也就办不下去了。
民办高校的历史使命并未终结
记者：随着生源危机的加剧，一些声音称民办高校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在您看来，民办高校的寿命是否会由此终结？
熊丙奇：生源的下降，让今后扩招的速度严重减缓，这种情况下，公办学校招生尚且有难处，民办学校的生存压力将会更大，但是，民办学校不该因此而终结，也根本没有完成使命，其使命也并非单单是从提升毛入学率上帮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应该进一步扩大，而非消减乃至消亡。一个良好的教育结构，不应该是金字塔结构——北大清华最好、其他学校递减。培育多样的高校环境，形成教育的多元选择，才是国内教育结构发展的方向。应让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让部分公办学校私立化，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集中力量办好基础教育、公共教育，另一方面，财政上的相对独立也会增加高等教育的活力。
另外，不少地方不断地对一些地方学校进行升格，其意图就是要减少、逐渐消灭高职高专层次，以使本科学校增多、本科录取率进一步提高。对地方政府来讲，压缩高职高专的规模，增加本科招生比重，如此满足了政绩和公众都想上本科的需求，但教育结构是否合理需要打一个问号。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才能否产生相应的贡献，要看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如果培养的本科学生，毕业了做的却是高职生就能胜任的工作，这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浪费。
记者：在目前生源危机“倒逼”教育改革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能否取得真正的进展？
熊丙奇：现在的“倒逼”改革，走的其实还是行政主导改革的模式，无非是想通过外部的压力，督促行政改革。问题是，如果行政还是不改，该怎么办？这种改革模式，很难指望行政力量主动放权，给自己“找麻烦”，对既得利益实行切割，这或许只是一个无望的期待。
因此，生源危机“倒逼”的教育改革，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改革，而必须由全国人大主导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发动公众的参与。在这种模式中，改革方案由立法机构讨论、审议，政府机构则是方案执行机构，不管政府行政部门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按方案推进改革。如此，改革才不能虽有各种办法，却最终没办法。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