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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什么叫‘打倒’？他为什么被打倒？”8月21日，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里这声童稚的提问，并不惹人注意。年轻的母亲笑了笑，没有回答，牵着儿子的手朝下一幅画走去。
问题留在作品前。这幅油画居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的最惹眼位置，显然是布展思路中希望加以凸显的。作品介绍如下：
“作品名称：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创作年代：1953年。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庆祝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共创作了近百件作品，可是没有反映共和国成立的作品。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油画《开国大典》，此项重任落到了37岁的董希文身上。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其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创造了当时的顶峰。毛泽东主席在看了《开国大典》后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开国大典》的第一次修改是因为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董希文受命去掉了画面中第一排最右边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文革’中，因为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身患癌症的董希文于1972年受命将画面中的刘少奇改为董必武，此为第二次修改。”
这幅《开国大典》悬挂在大厅正中展墙的左侧。右侧与之对称的位置悬挂着另一幅《开国大典》，介绍如下：
“复制：靳尚谊、赵域（1972年）。修改：阎振铎、叶武林（1979年）。1972年，在董希文的指导下，靳尚谊、赵域复制了《开国大典》。1979年，为纠正‘文革’中的‘左’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根据家属的意见，为保留原稿，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进行修改。后来，靳尚谊因故未能修改，而推荐阎振铎、叶武林完成修改工作，在复制品上恢复了原稿中的刘少奇和高岗。此后，在所有重大展出中的《开国大典》均为此复制品。”
炎热的暑期里，全国各地的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到北京，走进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迎面而来，历史迎面而来，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样迎面而来。那位母亲最后有没有回答、如何回答儿子的问题，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男孩在这里看见了历史的真相，并且，这种真相已经开始触发他的思考和提问。
为庆祝建党90周年的展览，把为庆祝建党30周年而创作的一幅重要作品及其中沉淀的党和国家的曲折历史，摆在最核心的位置——这显然是一个有态度的展览，一个负责任的展览。这样的展览出现在国家博物馆，这个全国公众都可能前来参观的地方、全国青少年都可能前来接受历史感和价值观熏陶与塑造的地方，显然是合宜的、必要的。国博，就应当记录与呈现这样真实的历史痕迹。
除了中央大厅里对政治的省思，国博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专题陈列中，则可见对学术文化的订正。镇馆之宝的简介牌上写着：“后母戊鼎（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某商王母亲的庙号。”
通过中小学历史课本而使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这件青铜器，其曾经的名字“司母戊鼎”同样深入人心。8月21日当天，仍有很多观众看见雄奇的大鼎后脱口而出，“哦，司母戊大方鼎！”也有不少人一边读简介一边念叨着，“咦，怎么改名字了？”
这正该是国家博物馆的职责：反映学术界主流的意见与判断，并通过自身权威的展示与介绍，修正公众的认知，使学界成果逐渐广播于社会。新国博，新陈列，“后母戊鼎”的展出显然是一次重要的订正，向公众呈现了真实的学术文化脉络，也记录下历史的痕迹。
相信这个暑期里对国博的参观，会给那个小男孩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希望国博的展览中所蕴含的那种历史视角与历史态度，能镌刻在公众心头。
徐百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