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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这是3个关于迁徙的故事。这些人离开家乡，进入陌生的城市、乡村，或是出于自主的选择，或是迫于无奈的命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异乡人。
孤独的打工子弟
在北京数十万计的外来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在一所公益学校里，他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从小学3年级一直念到如今的初中3年级。他不曾目睹校舍在眼前倒下，也无须频繁地更换学校。
然而，这个幸运儿也有烦恼——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这个高大、帅气，说话时常带着笑容的男孩并非不擅交际，没有朋友只因他身边的伙伴成年跟随父母四处奔波。过去6年，班里不停送走旧同学，再迎来新面孔，只有一个男孩一直与他同窗，便成了他唯一的好朋友。
六七岁的时候，高俊琪也尝试过与“城里人”交朋友。可他总感觉“从老家来的”自己与那些“喜欢弹琴”的小朋友不一样。一次课间，高俊琪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说：“你别扶墙啊，你扶墙叫你爸妈来刷漆。”
这话显然刺痛了10年前的那个小男孩。在偌大的京城，来自山东德州农村的父母确实只能从事类似“刷漆”的工作。眼下，父亲是装卸工，母亲是保洁员，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000元。
今天，高俊琪已经可以笑着谈论这些。时间让他慢慢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不一样。就像3年前，成绩优异的他还怀有考上好大学的梦想，但最近，他已经接受了大学“上不起”的事实，盘算着初中毕业后去考一所技校。
大概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从记事起便在北京生活的山东男孩，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独自学会接受“异乡人”的身份。
无根的三峡移民
尽管来到广东已10年，杨孝军仍然难得说上一句粤语。他担心自己一开口，别人就会发现他其实是“移民”。
杨孝军是上百万三峡移民中的一个。2001年，他与另外1201人一同从重庆巫山迁居到广东佛山三水。他原本可以选择“就地投靠”，可这个当时26岁的年轻人，认准了广东是个创业致富的宝地，于是放弃国有火电厂的工作，举家搬离重庆。
但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太冲动”。面对陌生的异乡，他难以融入。杨孝军与其他人在移民村内构筑起了“小重庆”。在村内，他们吃重庆菜，说重庆话，可只要一走出村口，就下意识地掩饰自己是个重庆人。更令杨孝军沮丧的是，他的创业梦想屡次因为缺乏资金而夭折，到了最后，他还是只能到工厂打工，每月薪水不超过3000元。
并非没想过退路，可是在老家，原本的生活已经无迹可循，一切似乎都被“连根拔起”：房子被大水淹没了，亲友们也统统迁居别处。
进退皆不得意，杨孝军等移民安慰自己，“把梦想留给下一代”。为了让儿子跳出移民村，杨孝军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把儿子送进三水最好的初中。
“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在为纪念移民10年而举办的露天宴席中，作为村长的杨孝军敬酒时动情地说。虽然在心底，这个重庆汉子大概清楚，“幸福”并不属于他这一代“异乡人”。
神秘的越南新娘
越南姑娘张正芬一直漂泊在不同的异乡，就连“张正芬”这个名字，也只是她留在某个异乡的印记。
大约3年前，她带着这个名字，以“19岁云南姑娘”的身份被湖南人胡建和买进湖南省双峰县梓门桥镇水洲村当老婆。尽管很快就被枕边人识破自己并非中国人，但她并未诉说更多的故事，只是透露自己“是到中国边境赶集时，被一个中国人骗来的”。
就像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从哪来，如今，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今年5月的某天早上，她从大山中消失，离开了丈夫和两岁的小女儿。有人说这是一个预先串通的骗局，更多人则猜测这个越南新娘又被人贩子拐卖到另一个地方。
最后的联系是她给“前夫”打的一个电话。电话里，她哭诉自己又被卖到了福建的一个山村里，“过得不好，很想女儿”。胡建和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骗局，他始终记得这个异国女子对他“体贴入微”，还学会了湖南话，并不像一个过客。但在这之后，他再也无法与张正芬联系上。
在胡建和所保留的张正芬近照中，这个越南女孩一头长发，眉目清秀。她的眼神平静得近乎木讷，从中我们难以读出多舛的命运留下的痕迹。或许，在长年的漂泊中，她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成了一个彻底的异乡人。
陈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