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3个关于迁徙的故事。这些人离开家乡,进入陌生的城市、乡村,或是出于自主的选择,或是迫于无奈的命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异乡人。
孤独的打工子弟
在北京数十万计的外来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在一所公益学校里,他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从小学3年级一直念到如今的初中3年级。他不曾目睹校舍在眼前倒下,也无须频繁地更换学校。
然而,这个幸运儿也有烦恼——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这个高大、帅气,说话时常带着笑容的男孩并非不擅交际,没有朋友只因他身边的伙伴成年跟随父母四处奔波。过去6年,班里不停送走旧同学,再迎来新面孔,只有一个男孩一直与他同窗,便成了他唯一的好朋友。
六七岁的时候,高俊琪也尝试过与“城里人”交朋友。可他总感觉“从老家来的”自己与那些“喜欢弹琴”的小朋友不一样。一次课间,高俊琪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说:“你别扶墙啊,你扶墙叫你爸妈来刷漆。”
这话显然刺痛了10年前的那个小男孩。在偌大的京城,来自山东德州农村的父母确实只能从事类似“刷漆”的工作。眼下,父亲是装卸工,母亲是保洁员,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000元。
今天,高俊琪已经可以笑着谈论这些。时间让他慢慢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不一样。就像3年前,成绩优异的他还怀有考上好大学的梦想,但最近,他已经接受了大学“上不起”的事实,盘算着初中毕业后去考一所技校。
大概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从记事起便在北京生活的山东男孩,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独自学会接受“异乡人”的身份。
无根的三峡移民
尽管来到广东已10年,杨孝军仍然难得说上一句粤语。他担心自己一开口,别人就会发现他其实是“移民”。
杨孝军是上百万三峡移民中的一个。2001年,他与另外1201人一同从重庆巫山迁居到广东佛山三水。他原本可以选择“就地投靠”,可这个当时26岁的年轻人,认准了广东是个创业致富的宝地,于是放弃国有火电厂的工作,举家搬离重庆。
但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太冲动”。面对陌生的异乡,他难以融入。杨孝军与其他人在移民村内构筑起了“小重庆”。在村内,他们吃重庆菜,说重庆话,可只要一走出村口,就下意识地掩饰自己是个重庆人。更令杨孝军沮丧的是,他的创业梦想屡次因为缺乏资金而夭折,到了最后,他还是只能到工厂打工,每月薪水不超过3000元。
并非没想过退路,可是在老家,原本的生活已经无迹可循,一切似乎都被“连根拔起”:房子被大水淹没了,亲友们也统统迁居别处。
进退皆不得意,杨孝军等移民安慰自己,“把梦想留给下一代”。为了让儿子跳出移民村,杨孝军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把儿子送进三水最好的初中。
“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在为纪念移民10年而举办的露天宴席中,作为村长的杨孝军敬酒时动情地说。虽然在心底,这个重庆汉子大概清楚,“幸福”并不属于他这一代“异乡人”。
神秘的越南新娘
越南姑娘张正芬一直漂泊在不同的异乡,就连“张正芬”这个名字,也只是她留在某个异乡的印记。
大约3年前,她带着这个名字,以“19岁云南姑娘”的身份被湖南人胡建和买进湖南省双峰县梓门桥镇水洲村当老婆。尽管很快就被枕边人识破自己并非中国人,但她并未诉说更多的故事,只是透露自己“是到中国边境赶集时,被一个中国人骗来的”。
就像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从哪来,如今,也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今年5月的某天早上,她从大山中消失,离开了丈夫和两岁的小女儿。有人说这是一个预先串通的骗局,更多人则猜测这个越南新娘又被人贩子拐卖到另一个地方。
最后的联系是她给“前夫”打的一个电话。电话里,她哭诉自己又被卖到了福建的一个山村里,“过得不好,很想女儿”。胡建和并不愿意相信这是一个骗局,他始终记得这个异国女子对他“体贴入微”,还学会了湖南话,并不像一个过客。但在这之后,他再也无法与张正芬联系上。
在胡建和所保留的张正芬近照中,这个越南女孩一头长发,眉目清秀。她的眼神平静得近乎木讷,从中我们难以读出多舛的命运留下的痕迹。或许,在长年的漂泊中,她已经遗忘了自己的身份,成了一个彻底的异乡人。
陈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