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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市基础教育资源丰富，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择校现象？研究报告指出， 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竞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是由于变相的重点学校（或称示范校）制度，导致区域内学校差距过大，从而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长期以来，北京市对少数名校一直采取“锦上添花”的做法，在经费投入、教师配备、硬件建设、招生等各方面都予以倾斜，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在择校竞争最为激烈的海淀区，普通中学与示范校高中中级及以上职称教师人数的均值相差2.24倍。以北大附中为例，它拥有特级教师11人，占教师总数的8.5%；高级教师77人，占教师总数的66%。
1998年，北京市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实行初高中分离脱钩。当时，有6所学校以教育实验的名义得以保留初中部。由于这些学校可以通过初中在小学阶段选拔生源，由此种下了初中名校竞争的“祸根”。一些按规定已经跟初中脱钩的示范性高中深感吃亏，2004年以来纷纷恢复举办初中校。如北京四中于2004年恢复初中部，汇文中学2005年恢复初中部。目前，西城区 、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4区的45所示范高中，有44所已经建立了初中部，国家要求高初中分离的政策在北京市已被颠覆。
从这一点来看，北京“小升初”过程中“政府失灵”表现已经相当明显。
杨东平认为，在“小升初”择校热中，已经形成稳固、明确的利益格局、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作为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存在两个不公平：重点学校制度导致资源配置不公，开放金钱和权力择校的通道导致入学规则不公。这背后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教育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利益联盟，造就居高不下的择校收费市场并分享收费；重点学校则与培训机构结盟，规避风险，制造课外培训的巨大商机并分享利润。
主管部门之所以不能依法行政、不愿意触动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而且仍在锦上添花、制造差距，杨东平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重点学校可以成为管理部门享受“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可以获得择校收费的经济利益、可以用优质资源与其他权力部门进行利益交换，以及利用培训市场获得不当利益。许多培训机构和面向小学生的学科竞赛背后，都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利益和身影。
在这位长年关注北京“小升初”问题的教育专家看来，导致北京市“小升初”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精英主义和名校情结的价值观，北京市特殊的社会结构等等，都形成公众对优质教育和名校的强大需求。政府失去监管，规则不公，开放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和默许“小升初”入学考试，未能有效地维持义务教育正常秩序，加剧了“小升初”乱象。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家长、不是培训机构、不是重点学校和校长，而是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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