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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给出的“8·31大限”已近在咫尺，但渤海溢油仍难画句号。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局长房建孟称，康菲石油一旦违限，国家海洋局将会有针对性措施出台。然而，有关专家认为，监管部门手里的牌不多，尤其是缺少杀手锏，这直接导致了康菲石油的轻慢，也造成了事态无法根本好转。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呼吁，在行政处罚、生态索赔俱有掣肘的情况下，及时公开事故信息以便于公众参与，将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虽然公众无法直接提供技术上的答案，但是他们的关注本身将形成压力，迫使决策者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也让施害者无从遁形。”
此前，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致信康菲石油总部，要求其说明真相并向中国公众道歉。
给力还是无力
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一份说明中，国家海洋局详细透露了蓬莱19-3油田出事以来他们采取的行动。其中包括：先后召开了20多次局党组会、办公会和专题会进行研究部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海监船舶人员全天候、立体式监测；此后8次约谈康菲公司高层，严令康菲公司不折不扣实现“两个彻底”；多次约谈对海上石油开采负有监管责任，同时又是康菲公司合作者的中海油公司切实督促康菲公司实现“两个彻底”；调动各方力量进行生态索赔的各项准备工作。
对于国家海洋局采取的措施，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刘赐贵的评价是：一是反应快速，二是目标明确，三是组织得当，四是有序有效。“总体来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海上油污的清除取得了一定进展，溢油原因的分析、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新闻信息的发布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逐步深入，溢油事故的处置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公众的感受却与之不符，尤其是在康菲石油表态之后，人们更感愤怒：两个多月了，溢油仍然没有被根本阻断，而相关的评估和赔偿也遥遥无期。当下，康菲石油将事故的原因归于天然断层，也否认溢油给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其中国区总裁司徒瑞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说，他们在海岸发现了56块原油，进行指纹检测后认定只有两块和蓬莱19-3油田有关。
自6月4日事故发生以来，身为作业者，康菲石油始终让人难以捉摸。这家号称将“对环保审慎态度”视为核心价值的企业，至今未能完全遏制住事态的发展，更别说对事故的影响给出回答。
在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凡是有关渤海溢油事故发生的责任、环境损害和生态赔偿的问题，都被轻轻带过或称无可奉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司徒瑞反复告诉记者，渗油源已进行永久封堵，公司正在努力清污。C平台95%的油基泥浆已经清理完毕。
对于赔偿问题，康菲石油表示，现在公司还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的赔偿要求。去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立即拿出200亿美元，建立一个赔偿基金以弥补造成的各种损害。对此，司徒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康菲石油没有打算效仿他人的做法。不过，他承诺，如果有索赔要求，公司将“给予考虑”。
捉襟见肘的根源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窘迫的局面？盈科北京办公室环境与资源法律事务部主任赵京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法律上的软弱和环境诉讼上的复杂使得监管部门执法难以挺直腰杆。
根据1999年颁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处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最高20万元的行政罚款，对于一个世界500强公司而言，实在是毛毛雨。
“这种轻描淡写的罚款根本没有任何震慑力，不能让康菲石油伤筋动骨，怎么可能敦促它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呢？它完全有恃无恐嘛！”他说，同样是酒后开车，列进《刑法》入罪后，治理的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了。
在原有法律环境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生态环境诉讼，期盼法院能够给康菲石油点颜色。然而，这也并不容易。赵京慰表示，生态环境诉讼定性很容易，渤海发生了溢油，肯定对海水、海底、渔业、海洋生物造成了伤害。问题是，这种伤害怎么量化出来，在法庭上又如何进行举证？这是极其困难的。
赵京慰曾经代理过一个案子：一家生产农机具的小企业给产品喷漆，超标的苯长期挥发在周围。有农户因此得了病，最厉害的一个得了肺癌，愤而把这家企业告上法庭。法庭问了一句话，农户就没辙了：你怎么证明你得癌症是他们喷漆造成的？同是呼吸这种空气，为什么你得了癌症你老婆却没得？“在环境损害诉讼中，受害者往往拿不出证据来。就像那个农户，他怎么去证明苯如何进入了身体，又如何激发了癌变呢？渤海溢油也一样。”
目前，除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代表国家进行索赔准备外，河北乐亭、昌黎近200名养殖户也已委托盈科律师事务所为其维权。他们无不面临举证难题。盈科律师事务所初步估计，仅这两地的养殖户遭受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3亿元。然而，盈科的律师认为，即便诉讼进入程序并胜利，养殖户也不可能得到全部的赔偿。
赵京慰提出，我国环境损害诉讼应该严格贯彻《侵权责任法》的精神，实行举证倒置的因果关系推定。该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渤海溢油，法院要让康菲石油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是由养殖户提供证据。”
他还建议，高危行业的企业拿出一笔钱来，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和事故处理。“高危行业的意思就是它存在风险，而且如果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将极其巨大，如此，企业哪怕从履行社会责任上考虑也该早做备案。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康菲石油到今天仍然拒绝这么做。”
公众参与是基础
从6月21日微博爆料开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就一直跟踪渤海溢油事故的进展。7月4日，该中心还致信康菲石油总部，要求其全面公开事故信息并向中国公众道歉。然而，时至今日，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未收到康菲石油的任何回应。但这不足以打击马军跟踪此事的热情。他相信，唯有公众的全面参与才能推动渤海溢油问题的真正解决。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马军说，企业都有争取盈利、逃避责任的本能，如果不能摆在阳光下，他们就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在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起先也不甚积极。后来，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媒体装了水下摄像机随时播报溢油情况，环保组织也搜集各种损害事实为索赔打基础，最终促使美国国会举行了听证会，连总统奥巴马也亲自介入进来。
“公众的眼睛就是力量。虽然我们无法调查清楚油基泥浆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但是只要我们持续关注，那么它就能搞清楚，否则就可能不了了之。”马军认为，考虑到国情，信息公开对于中国的意义甚至高于欧美，“没有信息公开，公众就无法参与进来，也就不能给予足够的压力。”
他强调，到目前为止，事故的进展还是康菲公司自说自话，这是很不合适的。“昨天他说已经控制事态了，今天他又说发现了新溢油点。具体真伪，谁也无法认定。这就非常被动。国家海洋局势单力薄，权力也有限，在角力中总是处于下风。这就更需要第三方的参与了。”
对于康菲石油所说的“56块原油”，马军指出，污染方独自进行收集，其真实性必然受到质疑。“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毁灭了证据。毕竟康菲石油的记录并不好，事故发生了一个月都没有公布具体情况，其后又百般误导。公众拿什么相信它呢？”
据悉，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已经将康菲石油列入其水污染地图。该地图收集了过去8年中相关企业的水污染违规记录。
本报北京8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