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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浠水县来说，闻氏故乡是一个悬挂在头顶的光环。住在这座县城里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给你指出闻一多纪念馆和闻一多大道的位置，但没人能说得清，这位民主战士的堂弟、画家闻钧天及其儿子30年前捐赠的150幅国画，如今到底在哪里。
就连当年捐赠一事的经手人之一、84岁的朱泗滨也没料到，再见到这批画，居然花了30年时间。
1981年，还是浠水县文化馆副馆长的朱泗滨，和其他两位文化馆同事到武汉，接受浠水籍艺术家闻钧天及其儿子闻立圣捐赠国画，“支援家乡文化建设”。
然而，1982年的一天，浠水县文化局一位领导突然找到他，称“县里领导要看看这批画”，随后拿走了存放在文化馆的150幅画。此后，朱泗滨再也没见到这些画。它们就像从世界上蒸发了。
2010年，当年捐画的老画家闻钧天已经去世25年，到武汉接受捐画的两位同事也已过世，朱泗滨成为这件事唯一的见证者。他希望能为闻钧天办一个纪念展，借此让流失的画作重见天日。
朱泗滨寻找着关于这批画的蛛丝马迹。他听人说，文化局曾将部分画作存放在浠水县博物馆，最后又辗转还给文化馆。但他到文化馆查档案，却没找到关于“闻钧天”三字的只言片语；他也听到过“某某拿走了几幅画”的说法，但当时那些领导还在位，他无从证实；他甚至还向别人直接打听过画的下落，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听别人说是被你搞走了。”
朱泗滨大吃一惊。“几十年无影无踪，反说是被我搞走了！我84岁了，非要把这事情搞清楚。”左耳戴着助听器的他大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朱泗滨开始写实名举报信。一年后，他向媒体披露此事。浠水县文化馆现任馆长徐良在电话里告诉《楚天都市报》记者，去年，前任馆长周金林只向他移交了63幅画，并称有些画“被领导拿去送人了”。
这8个字就像戳在气球上的那根针，引爆了公众情绪。在网上，有人将这件事与此前发生的文物丢失、损毁事件联系在一起，并称是对“文物保护制度及相关监督制约机制的拷问”。
浠水县很快向媒体表示，已成立调查组，正在全力追回流失赠画。据朱泗滨透露，专案组一位同志告诉他，已从某位离任文化馆馆长家中搜出51幅画。一位浠水县委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确实已经追回50余幅画作。
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浠水县纪委的证实。专案组牵头负责人、浠水县纪委监察局的黄常委说，案件还在调查中，不便对外公开，但他表示：“最终一定要把这150幅画一一找回来，让它们团圆。”
消失的赠画
在报纸上看到父亲赠画已流失大半的新闻，闻立圣很“纠结”。
闻钧天的国画曾经作为中日建交后的国礼，赠送给日本政府。那时，这位画家还是“文革”中受冲击的对象。有人曾拿着一份名单到他家中，要求给上面的领导画张画。闻钧天听了立马沉下脸：“你把花名册全拿来，放在我这里，我有时间一个一个慢慢画。”说完，他扭头就回自己房间了。
“但在捐画给家乡这件事上，他一点也不含糊。”闻立圣回忆，这是父亲捐画数量最多的一次。
150幅赠画中，闻钧天创作了100幅，这对于当时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是不小的工作量，在半年时间里，他几乎是“日夜赶着”，还推掉了外面索画的请求。闻立圣清晰地记得，父亲曾在一幅画上题了几句诗，作为当时的写照：“秋深不知乏，披衣写秋花。”
150幅画完成后，闻立圣当面清点，并把画卷成碗口大的一卷，用废报纸包上，由朱泗滨等人带回县里。当时，捐赠交接没有任何文字证明。按照朱泗滨的说法，这批画是闻钧天为了支持由文化馆主办、宣传闻一多精神的《红烛》杂志而捐赠，并且得到闻钧天的拍卖许可。当时，县里有些人掩饰不住羡慕与嫉妒地对他说：“要是我们有这个关系就好了，这些画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呢。”
但闻立圣表示，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事情，只知道画是捐给浠水县的，由文化馆经办。
1981年12月，朱泗滨带着县委县政府的介绍信，到武汉联系拍卖，但因为要交1.2万元手续费，最后不了了之。第二年，这批画就被文化局领导“拿走了”。事后朱泗滨分析，文化局可能是怕他和当时的一位经手人把画“私分”了。
1986年，闻钧天去世，他的部分骨灰撒入故乡老屋门前的湖里。这在当时又是件轰动的事，上了浠水县的“大事记”。
然而此时，闻钧天父子捐赠的150幅画在哪里，已没什么人关心。据朱泗滨分析，1982年文化局将画取走后在县博物馆寄放了几个月，随后又交回文化馆。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留下了10幅画。朱泗滨称，多年后，他开始追查此事，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叶向荣告诉他，这些画相当于“保管费”。
浠水县博物馆现任馆长岑东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博物馆确实收藏了10幅闻钧天的画作，但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今，这10幅画作为文物列入馆藏名录里，存放在库房，“裱过，保存条件还是可以的”。
其余的140幅赠画，经历6任文化馆馆长交接后，只剩下63幅。
赠画流失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浠水县委宣传部曾向闻立圣致电道歉，并表示要全部追回150幅画，并会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我们会举一反三，加强管理”。
“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影响对家乡的关注和感情。”闻立圣说，如果日后需要他再次捐画，他还会捐的。但闻立圣希望，这件事能查个水落石出，“最终让父亲的画物得其所，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寻访不到的“手续”
2010年，朱泗滨打算调查这批画的去向。他找到4任文化馆馆长，向他们询问交接情况。然而大多数人无法提供交接清单。
“手续”突然成了稀罕的东西。不仅当年闻钧天赠画没有任何证明，文化局从文化馆提走150幅画时，也没留下任何收条。
朱泗滨曾向一位前任馆长询问：“你接手时有多少幅？”“100多幅吧。”对方含混地说。朱泗滨找他要交接清单，那位前任馆长却说，搬了四五次家，得花一个星期找找，自此再无音讯。
唯一提供出交接清单的，是搞统计出身的文化馆原馆长张少华。这也是朱泗滨寻访的第一个见证人。那时，张少华已经中风4年，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我有我有，你坐下，我去找。”
没过多久，张少华就从书房内找到一本工作笔记，里面对折夹着一张清单，十几年后，那张纸已经变色，但字迹依然清晰。清单里记录着交接的具体情况：1994年他从上任馆长手中接过这批画时，只有123幅，其中闻钧天的画少了16幅，闻立圣的画少了1幅。123幅画共分为7卷，张少华还用编号标出缺失的部分，并注明交接见证人。
朱泗滨当场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抄了下来。此后，当他想再去复印相关证据时，却得知，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了。
“谁拿出去、为什么拿出去，都应该有严密的手续。”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陆建松说，“博物馆工作是专业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现在有一些地方，很多人因为转业没地方去，就被安排到博物馆和文化馆，但他们并没有这个专业意识，而且部门建设、内部检查制度也不到位。”
这些寻访不到的手续，为文物的一次次流失埋下伏笔。“关起门来就以为都是他们的了。”浠水县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感叹道。
“关起门来就以为是自己的”，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发生。2010年，陕西咸阳人卓登向媒体披露，曾任于右任卫队长的父亲传下了一批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后来，他将122件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十几年后，捐赠却成了一笔糊涂账。“政协说这些东西找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卓登说，当年经手的一位政协官员告诉他，这批作品可能在第二届或第三届政协时就“不见了”，他推测，大概已经被私分了。
2011年，有人匿名举报，上世纪90年代捐赠送给天安门城楼的一批书画作品中，包括程十发在内的5名画家的8幅作品如今下落不明。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因为管理不善，长毛发霉。
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浠水县委一位工作人员试探性地问道：“故宫、天安门那个不是比我们的问题更大吗？”
优雅的人情
实际上，真正刺伤公众感情的，还是“被领导拿去送人了”这几个字。
早在2005年，国家文物局就曾下发通知，明令禁止用国有文物送礼。那时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是革命老区所在地的政府机关和文物单位工作人员，也拿国有文物向上级部门负责同志送礼，借此跑项目要经费，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在网上，人们称此为“雅贪”。“现在送钱贿赂已经不是新闻了。”浠水县一位书画界人士说，“这些人就是利用身份之便，利用交接手续不清，为自己的利益把文物拿走。”
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陆建松看来，类似事件的发生，凸显了一些人的认识误区——文物的保管单位就是文物的所有者。
“文物一旦捐赠给国家单位，就属于国有资产，任何人不能随意处置，更不能以公家名义送人。”陆建松说。
然而，国家文物局的通知并没有让这个现象消失。国有文物不仅收藏在博物馆里，也保存在图书馆、国有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地，但对这些地方的国有文物，目前还存在管理空白。
“国家文物局只能管住博物馆系统的文物，甚至连博物馆也管不住，你看故宫，就更别提博物馆系统之外的了。”陆建松感叹道。
即使是在有严格制度规定的博物馆系统内部，也出现了管理漏洞。陆建松曾去西北偏远地区的博物馆考察，看到一些文物随意地堆在库房里。还曾有博物馆的负责人对他说：“陆老师，你拿走一件吧。”珍贵的国有文物瞬间就可以变成一份优雅的人情。
如今，150幅画还没有完全找回来，它们日后的命运却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朱泗滨的设想里，画作被找回来后，他要办个画展，然后将其拍卖，成立基金，支持浠水县民间文艺的发展。“任何人别想从里面揩油。”他挥着手臂，探着身子大声说。
然而在官方口径里，这批画将移交博物馆保存，因为“保管技术、条件会更好一些”。
浠水县博物馆馆长岑东明说，如果“十二五”期间博物馆新馆建成，所有的书画作品都会有机会展出。“博物馆收藏的文物肯定不能拍卖。”他说。
除了博物馆收藏的10幅作品，另外已知的63幅赠画如今存放在哪里也成了件讳莫如深的事。浠水县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批画正准备移交博物馆保管。而文化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称，不知道画还在不在文化馆，他略带歉意地说：“您知道，这个画很值钱，对您说了，要是报道出去，让人看到……”
而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件事是，闻钧天的赠画在浠水停留了30年，几乎一直沉睡在仓库或是领导家中。还没有一位普通市民得以在公开场合，好好欣赏一下这位画家献给家乡的一片心意。
本报记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