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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上海静安区公寓大火过去已近1年，近来一些受灾者表示，事故发生后社会各界共捐款4480万元，如今只有约420万元发放到受灾者手中。目前，以21名受灾者为代表的维权者，已委托律师追究其他善款的去向。（《济南时报》9月6日）
捐款总额和用于受灾者的钱是否真有这么大差距，目前还不得而知。受灾者表示，“4480万元”与“420万元”的数据，都来自相关媒体的报道，而媒体的数据都来自相关部门，由于沟通和统计等方面的问题，几个部门数据打架的事，时有发生。所以某个部门的数据，不一定有确定性。
媒体报道的事实也有阶段性特点，其报道的数据总是对应于某个时间点，而捐款总额却处于动态变化中，媒体报道的某个数据在某个时间点是准确的，但过了这个时间点，真实数据可能就变了。有些媒体的报道，只是“据某人说”，甚至是“据推测”、“据估计”，不一定是正式的告诉。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审慎性不够，出现一些虚假数据。所以，仅以媒体报道的数据来说明捐款收支的巨大差额，其说服力不是很强。
问题在于，受灾者为何要通过在媒体搜寻零散数据，来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事实？只能说明他们了解情况的渠道非常有限。收到了多少捐款，用到了哪里，用了多少，慈善机构不会告知，就算有人主动去问询，对方或搪塞，或“踢皮球”，可能就是不告诉你。
按理，善款去向是最需要透明的。把善款用到该用的地方，是捐助人的愿望，而尊重捐助人的愿望，是善款使用的最大原则。在善款管理上出现一点“污垢”，污染面会被极大放大。慈善机构主动、及时、全面地公开善款使用情况，自证清白，这比任何方式都更能保持和激励社会爱心。
然而，时下中国的慈善机构却让人看不出自证清白的主动。比如，上海静安区公寓大火的受灾者想知道善款使用情况，不得不委托律师，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公开。不但一般民众获知信息难，就是出于公众知情权、监督权需要而报道的媒体，其获得相关信息也非常难。按理，慈善机构应主动联系媒体，依托媒体架设与公众沟通的桥梁，然而，媒体想获得信息，却需要扮演间谍、警察等多种角色。获知信息渠道不畅，其实也是一些媒体报道事实偶尔有出入的重要原因。
不愿公开，原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善款去向的确见不得光，比如用于建楼堂馆所、被不合理挪用、被用来中饱私囊。这种情况下，真相自然只能想方设法遮盖。二是不屑于公开。长期被纳入行政体系的中国慈善机构，免不了会沾染一些官僚气、霸气，认为善款支出没必要让老百姓知道。
无论哪种原因，都是对捐助人及公众的极不尊重，也是对慈善事业的不尊重。慈善机构缺乏自证清白的自觉性，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大绊脚石。慈善机构肩负发展和繁荣慈善事业的重任，他们不带头尊重慈善事业，不珍惜和保护社会的爱心，中国的慈善土壤怎么能肥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