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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荣，四川省巴中市政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副主任，被誉为“维权勇士”。
对话背景
到贵州六盘水市为130多名巴中籍民工维权，让王晓荣又一次走进公众视野。
8月31日，本报刊发《两民工高空讨薪68天》一文，报道了四川巴中籍民工在贵州用极端方法讨薪的事件，其中，巴中籍民工张刚、杨永明被六盘水警方拘留。作为巴中市特派代表，王晓荣经过20多天的艰难协调，终于让被刑事拘留的张刚、杨永明走出看守所，取保候审。在六盘水市政府和相关企业的重视下，拖欠民工工资一事也在积极协商解决。
在此之前，王晓荣常年往返于巴中籍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34个城市，先后241次到劳动安全保护不力的建筑工地、用工企业调解纠纷，化解矛盾；99次为5000多名拿不到工钱的巴中籍民工呼救求援，追讨工钱；127次为因工伤残死亡的民工兄弟姐妹出庭辩护。
8年间，王晓荣为巴中籍民工挽回经济损失1.2亿余元，他自称开创了中国外出务工者维权的“第四条道路”。
长期维权摸索出“套路”
中国青年报：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到贵州六盘水为民工维权的经过。
王晓荣：这次维权缘起8月6日巴中市长信箱收到的一封求助信，信中反映130多名巴中籍的民工在贵州六盘水市遭遇讨薪困难，还有人爬了施工塔吊，有人被警方抓走。8月8日，巴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喜安作出批示，请我们立即与六盘水方面交涉，保护好巴中籍民工的正当权益。
之后，我联系到了发求助信的人，查看他手上的证据，核实事情的来龙去脉，对整个事情有了大体的了解。在准备了必要的函件之后，直奔贵州。
中国青年报：准备了哪些必要的函件？
王晓荣：一个是去市政府开具介绍信，说明我的身份，以便和事发地的政府沟通，还起草了一份《请求解决贵州六盘水“水都高速公路”拖欠我市130多名民工工资的求助函》。之前民工给我们市政府的求助信中说欠了800万元工资，我仔细核查，发现应该是欠400多万元工资，所以在我写的求助函里面就写了400多万元。
我上网把这封求助函发到了四个地方，分别是：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贵州省省长的网上信箱、贵州省交通厅厅长信箱和工程相关的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青年报：这是在为维权做准备？
王晓荣：对，然后我就直接赶到贵州省交通厅，交通厅的同志答复我说，领导已经看到了我从网上发来的函件，让我直接到六盘水市协调解决问题。
中国青年报：这和以前维权的准备工作一样吗？
王晓荣：完全一样。这就是我在长期维权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套路”，先通过电子邮件给事发地政府领导发送函件，让各级政府知道事实情况，然后由政府出面，把相关方面叫到一起，由双方政府出面协商解决问题。
民工维权“求助不畅”的原因
中国青年报：在这次维权中，后来的过程跟以前维权时相似吗？
王晓荣：从流程上说是相似的，我代表巴中市政府跟六盘水市政府函接，六盘水市政府召集事情相关的各方进行协调，事情从民工自己四处奔走求助不畅，变成了政府重视、主动解决问题。以前都是这样。
要说特殊，就是这次的维权异常艰难，主要是因为牵涉的方面太多，事情太复杂，涉及工程的层层转包，好多事情又都是口头协议，没有白纸黑字，所以，开了很多次协调会议，都没有实质性进展，目前还在进一步协调中。
还有就是警方抓了两个民工，说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还要为他们奔走。
中国青年报：您刚才说民工四处奔走求助不畅，这是为什么？
王晓荣：这是问题的关键，得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民工的本身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法律观念淡漠，不注意保存劳动关系方面的证据，遇到问题不知道要通过什么流程，到什么部门反映情况，反映情况的材料往往又是一堆抱怨指责，写不清核心问题。这会造成求助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监管部门重视力度不够，遇到投诉有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或者一些民工到他们的办公地点去了，连门都不让进。
中国青年报：有报道说，您为民工维权的成功概率在95%以上，您对维权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王晓荣：对民工兄弟来说，成不成功的重要标准是“钱”。我认为，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帮助权益受到侵害的民工拿到赔偿的钱，才算成功，否则就不能算成功。
比如说，有一次，帮助在外省打工的巴中民工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用我的法律专业知识，帮助老乡认定了对方的侵害责任，还和对方达成了赔偿协议，但对方家里经济条件太差，拿不出钱，虽然法律上维护了合法权益，但事实上没有拿到赔偿金，我认为也不算维权成功。
中国青年报：这么高的维权成功率，是因为您的出现吗？
王晓荣：表面上看是因为我的出现，实际上，归功于这种“家乡政府主动出面协调”的维权方法。
假设我是老板，出了问题，我就想少掏钱，而民工们希望多赔钱，这是一对矛盾体，争执不下的时候，就需要一个第三方来做协调。
这时候，事发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非常重要，而家乡政府主动出面参与协调，会促进事情更好更快地解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既是家乡政府指派的协调者，也是受害民工的委托代理人，能最大限度地为民工争取利益，破除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
所以说，这样的方法，解决了“民工四处奔走求助不畅”的关键问题，维权成功的几率就提高了。
“第四条道路”值得复制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把您的实践，称为外出务工者维权的“第四条道路”？
王晓荣：在我们的实践之前，外出务工的兄弟们有三种维权道路，一种是协商解决，也就是私了，发生严重纠纷以后，私了的路往往走不通。
第二种是仲裁诉讼解决，目前的制度是“一裁两审”，这个过程短的需要半年，长的需要两三年，民工们都不富裕，不仅时间“拖不起”，诉讼的费用也“耗不起”，所以，大部分民工不愿意打官司。
第三种是自力维权，民工会联手向用工方“讨说法”，这往往导致严重的冲突，诱发群体性事件，甚至会走向违法犯罪。
我把“家乡政府派人出面，与事发地政府共同协调解决”的办法，称为外出务工者维权的“第四条道路”。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维权的“第四条道路”值得更多的地方政府学习吗？
王晓荣：我认为外出务工者维权“第四条道路”的经验值得复制，特别是对于外出务工者较多的地区。
政府可以成立一支有别于劳动监察和工会组织的专业维权机构，指派专职人员开展日常工作，一旦本辖区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异地受到严重侵害，专职人员立即以民工家乡政府特派代表的身份，前往事发地政府进行协调。协调过程中，特派代表既是政府指派的协调者，又是受害民工的委托代理人。
当然，这个专职人员，除了必须具有极强的正义感外，还要熟悉相关法律知识和有关政策并能娴熟运用，同时，在谈判现场，要敢于与履职不力的职能部门抗衡较量，敢于与财大气粗的用工企业据理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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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