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1040”工程

    那是杜长宏人生中最晦暗的三个月。

    2008年9月，当年52岁的杜长宏第一次出远门，目的地是广西兴安县。在那里，一项被称为“国家行为”的“资本运作”模式吸引着他。

    投资6.98万，收益1040万？

    杜长宏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大六号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家里养了七八头奶牛，种了七八亩地，每年有几万元的收入，日子还算过得去。

    出发前几天，在兴安县的儿子杜龙龙打来好几个电话，“找到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发财机会”，老杜总觉得不靠谱。但到达兴安县的第一天，杜长宏听到的几乎全是内蒙古老家的乡音，他很快就放心了。

    接下来是一个星期的免费统一吃住，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6点准时去听课，组织者把这项活动称为“例会”。在这样的例会上，不断有成为“国家股东”的老乡过来介绍经验，杜长宏不断被灌输广西北部湾开发资金不足，中央支持，以政府为背景的民间秘密资本运作项目投资情况，“悄悄地，不让对外说”。

    一个神秘的“1040”工程的资本运作项目是杜长宏下决心参与其中的直接动力。 

    何谓“1040工程”？老杜向记者解释，简单说，就是入伙时先交6.98万元，购买21份、每份3800元的份额；入伙次月，“组织”会退回1.9万元，实际出资额即为5.08万元；然后，你的任务就是发展3个下线，3个下线再分别发展3个下线，当发展到27个人的时候，即可晋升为“老总”，开始每月拿“工资”，直到拿满1040万元，就从“组织”里出局，完成“资本运作”。

    但如何通过6.98万元的投资，实现1040万元的收益，这中间的计算过程，老杜现在都没真正搞清楚，“很复杂，只有到了‘老总’这一级，才会真正搞明白”。 

    如此的诱惑，使杜长宏消除了最后的戒备，他主动找到自己的儿子，开始商量“入股”的事。

    杜长宏成为儿子杜龙龙的下线，代价是交了6.98万元的“入股”费。这对父子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不断憧憬着未来，杜长宏告诉儿子：“等咱们挣了钱，一定要把村里的路好好修一修。”

    舅舅的上线是外甥女

    此刻，杜龙龙的介绍人翁科正张罗着发展新人加入，他几次返回内蒙古的家乡，劝说亲友到兴安县进行所谓的考察。而杜长宏在过了一个星期的舒服日子后，交了“入股”费，“瞬间成了多余的人”。杜长宏被安排在一个5人的房间内，吃住要交住宿费和伙食费，所有留下来的人被告知，要遵守纪律，不能乱讲乱说，是夫妻的也不能住在一起，否则就会被开除出局。

    杜长宏有什么疑问，只能面对自己的儿子，当听说自己根本不可能见到“组织”的负责人时，他就去找儿子责问，他需要得到儿子的帮助。杜龙龙在面对父亲时，大多数时候保持着沉默，事实上，这时杜龙龙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询问翁科，而翁科的上线是自己的舅舅，舅舅的上线是外甥女，没有一个人可以跨级见到更上级的人，有疑问，只能向自己的上线询问。

    杜长宏无意间发现，就在自己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派出所，所有过路的警察对这些外地人的聚会都熟视无睹，这让他相信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参与的组织或参与的活动不是违法的。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已经返回家乡的杜长宏要儿子在兴安坚守最后的消息。杜龙龙最终没有等到分红的那一天，三个月中，他花光了“组织”的返还款，忍受着“组织”提供的开水泡菜、白水煮面的苦日子，带着不解离开了兴安，回到了大六号村。

    然而，此时的杜长宏，已变得一贫如洗。他和儿子为了去广西淘金，卖了自己家的夏利小轿车和奶牛，借了部分高利贷，共近14万元打了水漂。

    杜长宏的妻子李秀琴看上去比杜长宏更失望。杜长宏走的时候，村里的人就风言风语说：“杜长宏家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现在，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杜长宏看来，由于想挣大钱想法的作祟，一个本来在村里很富裕的家庭，因为加入传销组织而衰败。现在杜长宏又回归到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种着两亩菜地、5亩水浇地，闲暇时，杜长宏利用自己会电工的手艺外出打短工，贴补家用。

    兴安之行留给杜长宏的只有叹息、自责。

    “被东西遮住了眼睛”

    大六号村曹峰兴安县之行的代价是他的老婆和他离了婚，接受采访时曹峰不住地抽烟。

    刚开始只是想考察考察的曹峰在这里遇到了遇到了一位“谈吐不凡”的老乡老黄，老黄退休前是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一家银行的行长，社会资源极其广泛。“这样的人都敢投资，咱一个农民有什么好怕的。”

    曹峰此时养着一辆大车，每天收入近600元，但他还是没有经受住上线关于兴安县“资本运作”能挣大钱的鼓动，卖掉了大车，于2008年8月南下兴安县。

    与杜长宏的遭遇相似，曹峰在兴安县随处可见乌兰察布市人，不论问谁，没有一个说所谓的“资本运作”就是传销。

    曹峰介绍，一般每20个人分为一个例会组，面对新来的人，每个人轮番上场介绍经验。曹峰来兴安时，卖车的钱加上借的2分的高利贷只有6万元，临到“入股”的当口，上线为曹峰垫付了1万元。

    曹峰说，后期，呆在兴安县的他发现，自己发展一个下线可以拿到6000元的提成，下线再往下发展下线，自己就可以拿到1.5万元的提成。当看明白所谓“资本运作”的操作流程后，曹峰有了要回投资并打道回府的打算。但他的上线告诉他，本钱是退不了的，但可以拉人头拿提成。

    曹峰后来分析，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只是当时“被东西遮住了眼睛”。事实上，在大多数人交了首期所谓的“入股”费后，是留下还是回去可以自行选择，来去自由。

    在曹峰看来，所以上当都是自愿的，没有人逼迫。甚至在你还没有加入之前，你要回家时，“组织”里的人还给你买回程的车票。

    现在曹峰的妻子原谅了他，没有复婚就暂时住在了一起。曹峰说，妻子可怜两个孩子，好在集宁有一套住房，自己抵押贷了20万，在村里承包了100亩地，种土豆。他期盼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曹峰称在兴安时，精神一直被赚大钱的憧憬控制着，离开兴安时，才猛然醒悟：“事实上，真相是无数个小组织在运作，打着一致的旗号，各自有自己的上下线，27人是一个界限。”曹峰说。

    这次兴安县“资本运作”的闹剧，使不少乌兰察布市的参与者家破人亡。为此他们向集宁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报了案，请求追查设局人，拿回损失。

    现在的杜长宏、曹峰走在村子里时常还能听到村民的议论，对于他们来说，这次“资本运作”的经历不仅是金钱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信誉的损失。

    “做买卖的人哪有不互相借钱的时候。现在，再想问亲朋好友借一分钱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曹峰情绪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