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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经历了一场噩梦，这噩梦也笼罩着公众。
8月19日，他在深圳出生。仅仅两天后，就因为腹胀进入深圳市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在一段后来被转发了接近5万次的微博视频链接里，一个穿着红色衬衫的电视台女主持人叙述着这个孩子的故事：
“（他）被深圳市儿童医院照了十几次X光，做了100多项检查，甚至要花十多万元来做手术。婴儿的家人不得已抱着孩子到广州看病，结果，只花了8毛钱就看好了。”
这条微博点燃了人们的愤怒。一个浙江女孩直呼：“恐怖！黑心！”也有深圳人叹息：“现在的医生只知道要钱，别的什么都不要。”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甚至愤怒地呼吁：“人肉这个丧良心的医生！砸掉不良医生的饭碗！”
可是，事情并没有在愤怒声中画上句点。
9月12日，中秋节早上，新闻报道中已被8毛钱治愈的小婴儿再次入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接诊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当时小孩肚子胀得厉害，鼓鼓的，连腹膜经脉都凸现出来了，“当时孩子表现的症状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还影响到呼吸不畅。”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一直在网络上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廖新波指出，人们在“被一些媒体道德绑架”。他质疑道，在面对医疗纠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事论事，然后再去挖根源呢？”
但这显然并不是一场“愈辩愈明”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这起“8毛门”风波中，“病人、医院、公众，没有谁从中获利，每一方都是输家。”香港医务行政学院理事、中国医院协会学术委员庄一强则认为：“归根结底，这是社会对医疗不满意的结果，更是这个社会彼此不信任的结果。”
新闻走在了医院给出调查结果之前
婴儿的父亲陈刚是一名牙医，在深圳经营着一家牙科诊所。这个戴着无框眼镜的年轻人最初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刚刚出生，就已经面临巨大的威胁。
在深圳市人民医院出生仅仅两天后，由于腹胀，婴儿转入了深圳市儿童医院。
主治医生李苏伊还记得，自己在8月21日临近下班的时候见到了这个小患者，那时孩子的肚子很胀，“觉得挺严重的”。李苏伊决定为婴儿做一个钡灌肠检查。根据院方解释，除了两次X光检查外，造影过程中，也需要动态观察造影剂的变化，因此“最后出了十几张Ｘ光片”。
检查过后，李苏伊认为小病人可能患有“先天性巨结肠”，建议尽快为他动手术。按照陈刚的理解，这意味着刚刚出生的儿子很有可能要经历3次手术：结肠造瘘，在肚子上开个口，让大便从肚子上出来；6个月之后再做关瘘手术；然后再从肚子里面切3刀。
一个曾经采访过陈刚的记者很清楚地记得，这位“学过医的爸爸”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整个治疗过程会超过6个月，住院、手术、营养的费用加在一起，肯定超过10万元。”
但深圳市儿童医院办公室副主任钟伟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却十分笃定，“10万元”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两次手术共需两万元左右”。钟伟梅称，这是医院在查过过去所有病例后得出的结论。
倾向于保守治疗的陈刚并没有接受来自深圳儿童医院的意见。8月25日，他带着儿子前往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有记者根据陈刚的叙述还原道：“广州的医生看了陈先生带去的深圳方面的检查和诊断，摸了摸孩子的肚子，听了听孩子的呼吸，认为症状不重，不必急于治疗，可以多观察。虽然不能排除是先天性巨结肠的可能，但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广州医生开出了8毛钱的石蜡油，也正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开塞露”。对于陈刚一家来说，希望已经出现了，在仅仅用了一次石蜡油后，孩子就可以排便，“身体一天天成长”。
“没有做手术，没有做什么治疗，在广州那边只给我开了8毛钱的药。”陈刚激动地对着电视镜头比出“8”这个数字。
像所有担心被过度治疗的病人一样，陈刚一家安下了心。随后，他们决定去深圳市儿童医院“讨说法”。
新闻走在了医院给出调查结果之前。关于此事的报道成了人们生活中议论的焦点。看起来，一切似乎都再清楚不过了，“一个医生收一个病人，要得到好多奖金，可能得到100块钱奖金。要是做一个手术，可能10%的给他们提成。”小病人的爷爷在镜头前面气愤地说。
一个微博粉丝超过千万的女演员不由得发问：“我现在自个儿学点医还来得及吗？”媒体评论员探讨着现在的医院究竟“是技术差还是良心差”，直斥“伪专家们的技术及道德”把问题搞复杂。一句话，病人要想痊愈，最好还是“祷告8角钱就能治病的好运气”。
《人民日报》也刊登了题为“10万元为什么败给了8毛钱”的评论文章，探讨一个在这个时代并不新鲜的话题：“过度医疗猛于虎。它虽然肥了医生、肥了医院，却浪费了医疗资源，加重了患者负担，也败坏了医生形象。最终，加剧了医患矛盾，使患者对医生失去了信任。”
做不做手术的纠结
然而中秋节发生的新情况，使得几乎众口一辞的“过度医疗”判断产生了摇晃。
9月13日，小病号在广州的主诊医生李成昌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患者的病程都有阶段性的变化，有可能患儿在深圳入院时情况比较严重，但经过治疗后到广州就诊时已经有所缓解。我当时开8毛钱的石蜡油是为了观察病情发展，并非否定手术。如果真的确诊为巨结肠，腹胀厉害，有穿孔的可能，我也主张做手术。”
在记者面前，李成昌“显得很为难”，他甚至认为，自己“侥幸当了一回‘天使’，但由于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的情绪普遍存在，说不定哪一天自己又会被骂成‘魔鬼’”。
深圳医生李苏伊似乎就是个再适合不过的例子。在此之前，这位拥有20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曾在大年初一抢救过一个胰腺断伤的重症男孩，被病人家属视为“救命恩人”。
可两分多钟的新闻过去后，一切全变了。一篇评论文章甚至充满讽刺意味地写道：“穿白衣的不一定都是天使。”
“我很愤怒。”李苏伊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正如他所发现的那样，在这个网络时代，“有点事情，全球都知道”。朋友、家人和旧同事都打来电话询问。好在，“我对我们的诊断心里很有底”。
可这并不代表成千上万的病人与潜在的病人们也相信这一点。李苏伊发现，这阵子他所在的科室病人数明显减少。
对手术的恐慌正在这座医院里悄悄蔓延。就在“8毛门”风波走上新闻的第二天，深圳张先生刚刚出生的儿子被发现腹部胀气。参加会诊的李苏伊判断，新生儿可能患有不完全性肠梗阻，这位医生告诉家长，要造影继续观察，有可能要做手术。
“这么小的孩子要做手术，我听到都很可怕。”这个年轻的父亲毫不犹豫地表示拒绝。随后，他抱着肚子“胀得方方”的儿子回到家中，喂了点从家乡带来的土方药。可第二天，孩子发起高烧，这一次，他不得不将儿子送进深圳市儿童医院。
那时，他已经从新闻里听说了“8毛钱那件事”，他笃定地相信，“手术很危险，不做手术，不做大检查”。但他并不知道，就在自己在医院走廊里犹豫的时间里，这个只有几天大的婴儿已经出现了肠穿孔，40多厘米的小肠坏死。
在电话里，年轻的母亲哭了，她要求丈夫“一定要治宝宝，做手术也要做”。当天凌晨4点多，婴儿终于进入手术室。手术发现回肠有两个穿孔，腹腔内已有大便，40多厘米长小肠坏死。医生切除坏死的部分，为其进行结肠造瘘。目前孩子还在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治疗。
如今，这个父亲再想到刚刚过去的一切时，仍觉得心有余悸。“一定得相信科学是不是？”他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说。
这并不是拒绝手术的唯一病例。“8毛门”报道出现后，一名4岁男孩因阑尾炎住进深圳市儿童医院。晚上，孩子的病情加重，出现腹膜炎的症状。但当医生提出手术建议时，家长不但拒绝，甚至在当天夜里办理了出院。
“这么晚出院的情况极其罕见，我能从家长那里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感。”住院医生说。男孩出院后7个多小时，家长又把孩子送回了医院，但仍然拒绝手术治疗。“小孩整整痛了40多个小时”，最终，家长同意手术。
9月10日，又一例阑尾炎手术的建议被家长否定。一个10岁女孩的家长一直坚持：“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做手术？”拖了9个小时后，家长才同意手术，那时，女孩的阑尾已经从铅笔大小肿胀到大拇指粗细，“一旦穿孔，肠腔里的细菌就会跑到腹腔，麻烦就大了”。
想要真正解决医疗改革，就必须呼吁社会改革
在庄一强看来，“8毛门”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医生和患者，双方都不是故意要将关系搞得这么恶化，但事实是，社会对医疗普遍不满意。医患双方常常失去良好沟通的可能。”
这位专注于医院管理的研究者发现，大部分病人走进医院时会说：“把病治好就行。”可这其实是个很高的要求。“医疗消费并不能等同于普通消费，医疗意外也不会因为一个医生的技术高、责任心强而消失。”庄一强说。
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可以成为眼下恶劣医患关系的缩影。庄一强了解到，曾有病人因为头痛和鼻塞，在内地一家医院看病。最初，医生将这视为普通的感冒，开了几种药。可几天过去后，病情没有好转。医生又让病人输液，两天过后，情况不能更坏了，病人突然死亡。
直到对病人遗体进行尸检后，法医才发现，病人死于由鼻窦炎引发的脑膜炎。家属从医院那里要来了十几万元的赔偿款，可是，“医院也觉得冤枉”。从此之后，每个出现感冒症状病人进入这家医院，都必须进行头部CT扫描。“大检查”由此而来。
“只要有错，人们就怀疑医生有问题。医生总是害怕无法证明自己没有错，只能把病人的病情说得严重一点，有时甚至会讲最坏的状况。”庄一强说。一个还没毕业的医学生也发现，以前学医“是真的学知识”，而现在学医更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你要把你做的每一件事记录下来，防止有病人乱栽赃你。”
在经历了“8毛门”风波后，一位儿科医生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个信任危机的时代你要去怀疑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但苦果就大家来吞吧。”
而眼下人们就能在事发的深圳市儿童医院里看到苦果：因为家人拒绝手术而肠穿孔的婴儿、整整腹痛了40多个小时的4岁男孩和阑尾不断肿胀的10岁女孩，他们都曾经忍受过不必要的痛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看到，关于医患纠纷的报道“每一个个案累积在一起，就形成了宏观上公众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而有关医院的负面新闻甚至成了“公众批判社会改革进程过慢的宣泄口”。
“这种情绪，其实也是对政府不信任情绪的转嫁。”张志安说。
“8毛门”风波过后，许多人都试图思考如何在这样令人失望、不安的社会情绪中重新建立起“信任的桥梁”。可在庄一强看来，这没那么简单，“我们现在在技术层面以事论事地谈，只是些细枝末节。想要真正解决医疗改革，就必须呼吁社会改革。”
眼下外界并不知道，在这种巨大的“不信任”背后，那个刚满月的婴儿真实的状况。
广州市儿童医院的接诊医生曾经指出患儿“情况比较严重”。但陈刚的说法却不大相同。他坚称，孩子的情况完全稳定，“我不会为了面子而不顾孩子的病情”。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在为儿子筹备满月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