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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京华时报》9月20日）
就在数年苦盼却至今一无所获，一些人反过来指责诺奖委员会学术歧视，呼吁国人鄙弃诺奖之时，屠呦呦这个名字尤如平地惊雷，给无数国人以打了鸡血针式的大亢奋。也就是这几天，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与屠呦呦同龄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毫无疑问，对屠呦呦和袁隆平这样的顶尖学术人才，无论怎样的尊重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两位耄耋老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身影备显孤独。
大力培养人才，我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201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
今年6月，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津津乐道地称，10多年来，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这些富豪中，虽然也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但他们能否称得上国际创新界的佼佼者尤其是是否具备突出的原创能力，却很应该存疑。理论上讲，一所大学培养富豪也是其成就之一，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内顶尖大学，如果只能以培养富豪自傲，无法孕育造就大师，这显然是最大的悲哀。 梅贻琦先生曾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社会上也曾出现过“国学大师”的庞大身影，然而，经不起媒体一番质疑，顿时轰然塌下。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重塑大师，必首先重塑一个社会的学术精神，重新打造一个推崇学术研究的教育氛围。可以肯定，这个道路曲折而漫长，但大师的孕育与诞生，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