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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搞地域歧视，都给我好好说中国话啊！”中秋聚会上，丁峰和杨波正聊得开心，周宁突然插话抗议。丁峰哈哈大笑起来，继续用上海话跟杨波说：“不要理他，我们今天就欺负乡下人了。”这回轮到周宁的妻子吴凡抗议了：“阿拉乡下人虽然不会说上海话，但听还是听得懂的。”吴凡那夹杂着普通话腔调的上海话一出口，一桌人都笑成一团。于是随后的话题变成了一场新上海人要不要学上海话的大讨论。
对家乡高度认同的乡音党
丁峰出生于贵州，却是根正苗红的上海血统——父母都是上海青浦人，在当地人看来，这是区别于城市移民二代身份的真正“上海人”。和所有的知青子女一样，丁峰在家跟父母说上海话，在学校里跟同学们说普通话。贵州话？丁峰从来没想过要学，因为父母平日里有意无意的言谈都透露给他一个信息：我们将来肯定是要回上海的。
对上世纪80年代的小学生丁峰来说，“上海”两字仿佛镶了金边， 用作文里的常用词来形容，那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毋庸置疑，大城市的人是不需要去学当地“土话”的。甚至，说点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在丁峰看来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跟周围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
初中时父母工作调动，全家去了杭州。丁峰很喜欢这座美丽富庶的城市，然而即便交了大量杭州朋友，听得懂大部分杭州话，他依旧不会说。丁峰觉得没必要学杭州话：“既然普通话可以沟通，那就不用特地去学了。”何况，他将来肯定是要回上海的。
高中的时候，丁峰的父母终于成功调回上海。上海几乎就是想象中的上海，丁峰不需要怎么适应，就顺利融入大城市的生活里。他特别感谢父母，“是他们坚持在家说上海话，才让我也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上海话，融入这个城市完全没有问题，谁都不知道我是十多岁才第一次到上海的。”
上海新移民越来越多，要不要学上海话成为当地媒体时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丁峰是不折不扣的“乡音党”，他认为自己那么多年坚持说上海话，是因为对这个发达城市的高度认同。“很多人说上海人到了外地喜欢扎堆儿说上海话，但广东人到了外地不也照样鸟语喳喳，北京人去哪儿也是一口京片子嘛。口音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地域认同，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越喜欢说本地话，不全是为了凸显身份，但心理上肯定有一种优越感。”
丁峰有一个丹东朋友，说得一口没有东北腔调的标准普通话，原因就是他从小对大城市心生向往，所以一直不爱说方言，只说普通话，“隐藏身份，也是另一种城市认同。”
然而让丁峰未曾预料的是，口音竟成为他首次婚姻破裂的诱因之一。2006年，丁峰与江苏姑娘苏枚喜结连理。丁峰原以为沪苏两地语言相近、生活习惯相似，婚姻磨合应该相对容易。没想到婚后不久各种问题就出来了。苏枚首先很抗拒他的周末家族聚会，为了去不去丁峰父母家跟七姑八婆吃饭，两人闹过无数次别扭。
苏枚坦言，不喜欢跟丁峰的亲戚聊天。他们总是用普通话寒暄一番，然后就叽里咕噜地说上海话，语速快，声音大，苏枚只觉得耳边嗡嗡的，累且无聊。苏枚也尝试着学说上海话，但她有很重的苏北口音，经常一说话亲戚们就发笑，两次三番，她就不爱说上海话了。
丁峰是很久以后才明白，苏枚一直觉得上海人排外，尤其看不起苏北人，所以在这方面特别敏感。“我跟她解释过好几次，上海人跟外地人聊天也用上海话，是他们习惯如此，并非要特意排外什么的。一些口音引发的玩笑，大家也只是觉得好玩，并非嘲笑。但因为苏枚生性如此，这些状况依旧会加重她的心理负担，觉得被轻视，融入不了。”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婚姻却与家庭相关。各种不合叠加到一起，最后苏枚坚定地选择了分道扬镳。
“我以前不觉得地域是什么问题，但现在找女朋友，会主要考虑上海人。”丁峰颇为伤感地说。
改口音才能让这座城市接纳自己
杨波非常理解苏枚这种敏感：“融入一个城市需要磨合期，在这个磨合期中，你肯定会产生被排斥、孤单、不悦等负面情绪。虽说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但有的人比较敏感，心理抗压能力比较弱，就会辛苦一些。”
杨波也赞同丁峰的“城市认同度”说法。杨波的老家在湖南娄底，据说当年他是乡里唯一一个考入上海的学生，出行时享受过夹道相送的荣耀。从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杨波就知道将来留在发达的大上海工作生活，是他最急切的人生目标。在更远的将来，他还有责任将父母兄妹带出小乡村，带入大上海。当一个大城市人，改变家族命运，这是全家人对他的厚望，也是每个“凤凰男”身上背负的大同小异的使命。
所以一到上海，杨波就非常积极地学说上海话。一开始当然少不了被笑话。明明很寻常的一句话，杨波带着湖南口音一说，上海同学就笑到肚疼。后来慢慢地口音减轻了，同学也习惯了，但碰上俚语或方言说法，又闹出不少笑话。
有一回他打电话到老师办公室，别的老师接电话说“伊还没进来”。杨波不解，思索片刻后迟疑地问：“还没进来？那他是在门外吗？”对方沉默五秒后爆发出一阵大笑。杨波后来才明白，上海话里“没进来”就是“没来”的意思。但此后“他在门外吗”就成了跟随杨波多年的经典笑话。
知道“戆笃”不是“港督”，弄清“老克腊”是何种时尚，听懂“空麻袋背米”为何意，都闹过大大小小的笑话。杨波不以为意，一来是因为“男生脸皮厚，不怕”，二来这些玩笑多是善意的，无伤大雅。更重要的是，经历的笑话越多，他的上海话就越好，大三的时候，杨波已是班上上海话说得最好的外地学生。
随之而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他去市场上买东西，砍价的成效就比说普通话的同学好，被克扣斤两的事儿也少。所以一到周末，上海同学回家了，杨波就成了同学尤其女同学邀约上街的“红人”。
杨波从来不轻视方言的重要性，“语言是生活的工具，要想真正融入上海这个城市，就必须学好上海话。”说普通话当然也能在上海通行，但居委会的大妈、窗口服务的中年人、商场的售货员等等，很多场合，用方言沟通确实更方便。 “别小看‘方便’这两个字，很多时候融入感就体现在这些小地方。很多人觉得无法融入所在的城市，往往也是因为这些细节。一旦因此受了气，就觉得自己跟这个城市有隔阂、有距离，自己就会先有了心理压力。”
毕业后杨波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后来又跳到一家证券公司，不管在哪儿，他都能跟上海同事打成一片，事业也经营得风生水起。但他并不满足，心里对大家族生活越发渴望，因为还有“使命”未完成。
两年前，杨波终于在上海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把父母接到上海生活。妹妹也考进了上海的高校。
人生的一大目标接近实现，但杨波发现，他的上海话开始出现倒退了。因为在家跟父母和妹妹都说湖南话，所以湖南口音不知不觉又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前两天见一个新客户，商谈结束后聊天，这个上海客户说：“你是湖南人吧，我在湖南住过几年，听口音就知道你是湖南人。”
杨波这才发现，无论上海话说得多好，他骨子里始终还是个湖南人。不过现在，湖南口音不会再成为杨波融入上海的障碍了。相反，他非常享受这种社交场合说上海话、普通话，回到家里肆无忌惮说家乡话的生活。
与自信心相关的乡音问题
“城市认同度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口音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跟自信心有关。”周宁认为，口音不再成为杨波融入上海的障碍，是因为现在的杨波已经被打上了中产的标签，在工作生活上都有足够的自信。
周宁有类似的经历。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几乎重新学了一遍普通话。”周宁在浙南小城长大，上中学的时候还被老师夸过普通话说得好，没想到一到北京就露馅儿了。没说两句话，人就问“南方人吧”。有一回上课，周宁做英译中练习。文章主角叫小苏，周宁对自己的英语颇有自信，却没想到他翻一句，底下的同学就笑一句。等他全文翻完，发现老师也在笑。北京同桌嘲笑：小叔，还他大舅呢。同学们又哄笑起来。周宁这才明白，自己平舌卷舌不分，一直把“小苏”念成“小叔”。
每每遇上这样的笑话，周宁总觉得受挫。他有些羡慕北京的同学，多好啊，从小就一口京腔，上学不用费力记平舌卷舌、前鼻音后鼻音。有时候听北京同学说话，那些不断往外蹦的儿化音，周宁觉得好听、洋气，不像自己，开口就露出小地方人的本色来。这种羡慕感和自卑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周宁的社交生活。“其实我是挺外向的一个人，但那时候就不太主动跟人交往，尤其碰上东北同学，我的普通话就立马变得结结巴巴的，生怕自己不小心就说出‘四的’、‘则样不行的’，又遭人嘲笑。”
英语都学得好还说不好普通话？周宁在自己床头放了本《新华字典》，发誓要用最短的时间攻下普通话。“倒不是说北京有多吸引我，或者将来一定要留北京工作什么的，而是生怕别人看不起小地方人。还是要说一口标准普通话，沟通的时候才会自信很多。”
拿学英语的狠劲儿学普通话，周宁很快就搞定了平舌卷舌、前鼻音后鼻音。虽然北京同学还会偶尔笑话他“北京周口店”的，但大部分人不会再嘲笑他的口音了。到了大三，周宁一改乡下小子的羞涩，不仅参加了学生会，还活跃于多个社团，丰富的校园生活令他如鱼得水。
毕业后周宁留在北京工作，过了两年因为业绩出色被公司派往上海，出任华东区副经理。南方人周宁到了上海，却丝毫没有学上海话的意愿。
“城市认同感或许是原因之一，我会更喜欢北京一些。”周宁说，“但更多的原因在于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乡下小子了，不需要通过语言才能融入这个城市。”周宁说自己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同事或朋友，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平时沟通都说普通话。“既然说普通话能生活得很好，干吗要费精力去学一门方言呢。何况这个城市尊重强者，事业成功比口音纯正重要多了。”
周宁甚至希望上海人人都说普通话：“要想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就应该接纳普通话。”
本报记者 林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