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如果把逻辑学家金岳霖增补进《围城》里，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可鉴、戴着黑墨镜拿手杖的，恃才放旷、不近凡俗、重情重义、见棱见角又天天说着俏皮话的……当然，他不是方鸿渐不是赵辛楣也不是曹元朗或者褚慎明，他只是他们重叠的交集。
金在上世纪20年代留美获得博士学位时25岁，之后又到英国。他印象最坏的是政治学。“教我的教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Yidinop。在一次讲演中，他大骂俄国革命，可又大大地恭维了列宁——他说，列宁行，列宁是贵族……这真是胡说！”他又笑道，“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最好的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书是James Boyo写的，而他是英国人；最好的关于英国政治的书是 Lowell写的，而他是美国人。”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周游列国，典型的落拓不羁、魏晋风流。
其实他心中的唐晓芙是林徽因，并且热度持续多年不减。上世纪80年代，当英雄迟暮，金早年的风仪，已经在岁月凋敝中不大看得出了。有人想套出他的话，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只在《金岳霖回忆录》里的一节《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中这样提及：“……我看见他们两个在房梁上，我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然后话锋一转：“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者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相同的特点就是——终身未娶。
三本书能够概括金的一生。他在《谈谈我的书》中说：“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逻辑》。”在西南联大时，金倾全部心血写就《知识论》。那时候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他在逃命之时也带着书稿“跑警报”。“到了北边上山，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等我记起来回去，书稿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但是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重写。这个工作在1948年解放前夕完成，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答：“写好了——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后冯友兰对该书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金的回忆录里谈及历史故事，可谓三分形，七分神，如单口相声。他说陈岱孙“很能办事”。在清华时，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即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意即：你现在代理校事，就该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他说过“我不大懂胡适”。“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不可能在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们谈到‘必要’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者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还有一次，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他对胡适的“不了解”、“不懂”，或者就是“不以为然”之谓。
金这个人果然见棱见角，放任自流。他说，“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时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有一次吴宓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当时有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派他去劝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去，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金是这样劝吴的，金说：“你的诗如何我不懂，但是你的爱情涉及毛彦文，这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是私事情——比如我们天天早上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当即生气了，反驳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但是别忘了金岳霖先生是教授逻辑学的，立刻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是说私事不应该宣传！”时隔多年，他才觉得自己说话确实不妥当。“张若奚有几次当面批评过，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都没有理会。”
金虽做学问，但是做得不苦。在1937年以前，他“有一个厨师，咖啡都是按照他规定的比例调制的”。解放后，他爱喝牛奶，爱甜食，爱猫，爱吃大李子，养过黑狼山鸡，又斗蛐蛐，注重绸料衣服，喜欢中国菜，喜欢枣红或者赭红的颜色，喜欢栀子花……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但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并说：“掀起一个时代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那时，他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