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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清华大学热能系的吴碧芬和同学来到福建省连成县培田村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且支教；中华女子学院的滕蔓同学也到河南邓县进行了教育调查和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老师，则分别于2008年、2009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10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来到农村，他们是为了心中的一个疑惑：乡村教育到底怎么了？他们也是为了一个答案，寻找乡村教育的希望。
村庄没有生气 孩子的内心是荒凉的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凤凰村3社的赵老汉已经60多岁，每个月160元的低保是他的全部收入，生活相当拮据的赵老汉却拥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让他跟11岁的孙子赵善中可以每天“说说话”。
赵善中4岁时爸爸就去世了，随后妈妈也离开他去了贵州，之后再没有回来。家里就剩下爷孙俩人。
赵老汉家的情况是当下农村的真实写照。
赵善中所在的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共有住宿学生239人，其中55.6%为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双留”学生，还有35%左右的孩子父母一方不在身边。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培田村的居民大部分年龄在45岁以上和13岁以下。”吴碧芬在福建培田村调查时，获得了这样的数据。据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学霍新华校长了解的情况，大概每一个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比例都能达到1/2～2/3。
“空心村”现象在农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一个人最天然的需求就是亲子需求。”梁鸿老师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融在点滴生活中的，比如日常的行为习惯、待人接物等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都是通过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由父母言传身教给孩子的。“现在父母和孩子的分离会对孩子的道德观和信仰甚至是孩子的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
还有一些更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年轻人——村庄中最成熟、最有活力的一群人的离开，一个村庄失去了最根本的东西。
因为年轻人的离开，耕种土地的劳动力随之减少，工厂到乡村承包了土地，冰冷的机器代替了热闹的农业生产，原来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垃圾和污水。
梁鸿回忆说：“我们小时候虽然很穷，但身边还有条清澈的小河，我们游泳，躺在沙滩上，我们浪漫过。”
年轻人的离开也带走了乡村的生气。没有了生气的村庄也无法保留原有的生态。
“一个孩子是在垃圾堆旁长大，还是在清澈的小河旁长大，其中微妙的不同是难以言表的。”梁鸿说。“失去了和大自然中的水、花花草草的亲密接触，自然的力量无法在心中流淌。”
对于孩子来说，身边的村庄是空洞的，没有感情，“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内心是荒凉的。”梁鸿说。内心荒凉的孩子怎会懂得爱人、爱家乡呢？
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
年轻人的离去掏空了孩子的内心，而孩子的离去又掏空了乡村的灵魂。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随着一部分孩子跟随外出的父母到城里去读书，在村里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老师李小利，从1995年开始便在一个村小当老师，那时候她所在的学校有6个班，每个班人多时能有六七十人，但3年前李老师离开时，4个村的孩子加在一起也就只能组成3个班。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始撤并乡村学校，很多孩子走出了大山深处的村庄，被集中到乡里、镇上的学校去读书，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孩子寄宿在学校里。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都有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说，“每天早上学校铃声响起的时候，家长们就从四面八方把孩子送到学校，下午学校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家长们又从四面八方把孩子接走，紧接着村庄的半空中便飘起了袅袅的炊烟，那时候整个村子都是温暖的，所有人都是心怀希望的，而村子的希望就是学校。”
现在，学校没了，孩子走了，村子也变得没有希望了。更令人痛心的是，从乡村中生长出来的中华文化的根失去了滋养。
王丽也曾经到过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宣和乡的培田村。这是一座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群。
这个小村庄除了荣获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称号外，还曾经有过鲜活的乡土教育文化。
培田村历史上有9所书院，其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王丽老师听村里人介绍，清朝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
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因为师资与教学质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盛极一时。
书院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如此悠久的乡村教育文化，却随着一所所村小的撤并消失了，孩子们从几岁开始就被关在寄宿学校中，“一直关到十五六岁。这群孩子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同样也是被圈养。”梁鸿说。
“教育并不是1张课桌+1张座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说，我们现在这种一刀切式地把孩子集中起来教学是一种误导的方式。康健教授介绍，当年澳大利亚的白人曾经把土著人的子女从他们的家乡、父母身边带走，拉入白人社会去享受所谓的优质生活和优质教育，不良后果逐渐显现，今天，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为当年的过失道歉。
有人说：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村庄的公共空间就没有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也就没了。就像一位乡村老人说的那样：“村庄没有了学校，就像人没有了孩子。”
离开了文化沃土的教育，就像小树没有了根，“没有了根，缺少了营养怎么发展？”康健说。
延续乡村文化成为重振乡村教育的希望
专家学者都说，乡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有人说，我国目前乡村教育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不可逆转的工业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就是一条合理的道路。”梁鸿说。因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是无法离开文化这个强大基石的。
让朴素的、有悠久历史的乡村文化延续下来，成为重振乡村教育的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于一年前在培田村建立了一所客家社区大学，希望藉此找到乡村教育的希望。
社区大学成立以后，开展了腰鼓队培训、电脑培训、艺术团、图书室、夏令营等活动。
图书室建立之后，“每天中午和傍晚都会有孩子到这里来看书、下棋，他们还能把图书借回去看。”吴碧芬说。
夏令营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每年暑假在这里进行的支教活动，现在已经进行两年了。一个月左右的夏令营吸引了培田村周围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孩子，“这次就来了101个孩子。”吴碧芬说。
随着社区大学各项活动的展开，古老的培田又有了生机。据了解，村里的小学在2008年时，只剩下一、二、三年级，其他年级都撤并到乡中心小学，现在四年级又恢复了，而且还有了40名学生。
培田的社区大学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它能否成为复兴乡村教育的有效路径还很难说。但是至少让人看到，这么多年来，乡村教育给孩子的是一条逃离乡村的道路，而现在的尝试，是在用教育滋养人，让人们因为教育而使眼前的生活能更美好。
本报记者 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