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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1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人物访谈

武昌城的有些历史我们还不了解

特约撰稿 彭苏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0月11日   10 版)

    “很多人以为《武昌城》的出版是为纪念辛亥百年,我一再说这只是偶然,它其实与辛亥革命无关。”在湖北省博物馆旁一家咖啡馆内,女作家方方大快朵颐后,快人快语说道。

    方方,本名汪芳。上世纪50年代生于南京,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武昌城》是她发表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其内容主要描写以叶挺的独立团为首的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一路与吴佩孚的北洋军较量、胜利挺进到武昌城下却严重受阻的情景。该小说结构,由上下两大独立篇章构成,上篇专写北伐军的攻城,下篇专写北洋军的死守。

    2006年,方方先写“守城”,四年后才动笔“攻城”。

    中国青年报:《武昌城》的创作初衷,与你之前写过的《汉口租界》、《汉口沧桑往事》、《到庐山看老别墅》是否相联?

    方方:我从写《到庐山看老别墅》开始走近近代史,阅读了大量中国政协和湖北政协上世纪50年代编撰的文史资料。非常有意思,我发现尽管我在武汉生活多年,对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事情却根本不知道。之后,我写《汉口沧桑往事》、《汉口租界》时,也有同样发现。这触动了我。但那时,我还没想到要写《武昌城》。只是在翻资料时,会把印象很深、以后可能会用到的资料归类,放在旁边。

    还有段时间,我和历史学家冯天瑜经常一起开会。他是老武昌人,跟我讲了很多关于武昌的故事。后来写作时,我不一定引用他说的故事,但会根据他的讲述,营造出一种氛围。还有他人本的思想,也影响了我。

    最早,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北伐战役中武昌战役里“守城”的资料。我在书中写过,八月十五,城内有人结婚,吃的是荞麦。这些活生生的细节都是我从当年史料中一点点抠出揉进稿里。我想,我大概也属于人本主义者。面对史料思考时,我多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觉得他们在那样的围城下,活得太惨了。

    2006年,写完《汉口沧桑往事》和《汉口租界》后,我就开始写《武昌城》的“守城篇”。原先,我没想过写“攻城篇”。

    中国青年报:现在看来,如果不写“攻城”,书会显单薄?

    方方:“守城篇”就是一部中篇。我其实很喜欢这部中篇,但它发表后,没被转载,看到的人少。书的编辑觉得我应该在“守城篇”的基础上扩充内容。我想了想,觉得它已经很完整了,不想再动结构。扩充自己已发表的小说既没意思,也显得我没什么水平。于是我想,再做一个纯粹攻城的东西会很有意思,结构也会比较好。攻守两部,像树了两个人吵架,各自都认为自己有理,总归有一方理多点,一方理少点。

    去年夏天,我路过加拿大温哥华,去同学艾路明家玩。他外祖父唐生智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参与指挥攻打武昌城。他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向我推荐李洁之的回忆录和张发奎上将的回忆录,这些书里有一些关于北伐武昌战役的回忆。书太厚,没法带回国,我便住在朋友家,花了一天时间,把所需要的资料摘录下来。包括谈到负责攻城的叶挺是学工程的,领着人想用车皮做掩护攻进城去;也提到北伐军夜间抢出曹渊尸体,并有人为之而死等等。资料中关于他们的服饰,行走路线,时间,天气情况,诸如此类细节,都提供了想象与发挥的空间。

    中国青年报:这时,故事结构、人物勾勒一一浮现了?

    方方:“攻城篇”是去年才写。原来在“守城篇”里,我写过陈定一的人头挂在城门上。这是真实的事件。我决定“攻城篇”还是从这颗人头写起。这颗头让人印象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书中男主人公“罗以南”,他生性软弱,加上世道艰难。这颗头是他好友陈定一的,他一下受到刺激,先想去当和尚,半途中又在同学梁克斯生拉硬拽下,加入北伐。下篇的女主人公洪佩珠,则错以为这颗头是她所爱的陈明武的头,而留在武昌城没能离开,从而有了一系列的悲剧。

    中国青年报:罗以南、梁克斯等虚构人物在史料中有原型?

    方方:没有。在看史料时,我觉得当时可能有这样的人。加上我在个人写作中,对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比较熟悉。我从小在知识分子堆里长大,太熟悉这帮人了。书中这些人投身战场的年龄,跟我父辈差不了多少。虽然年代不同,但本性相像。他们更接近我,也很容易产生想法,更容易让我写得舒服一点。

    当然也有不一样。过去的知识分子没有那么油,不会到处公关找人、说谎、天天打麻将。现在的知识分子多油滑啊。

    知识分子确实有软弱,自私的一面,这是他们的天性,是由思维方式决定了的。这种思维方式也与劳动方式有关。我当过工人,知道工人的思维。他们必须要集体合作,所以会表现出很仗义、大度的一面。但知识分子是个体劳动者,一条线想问题,所以很少为他人着想。可他们做人做事都很认真。现在知识分子不认真,虽不能说都那样,但蛮多活跃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多么油腔滑调,像些混混儿。当然也难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

    我以前说过,我判断知识分子真假在于,假知识分子对是非的判断,是以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为准,真知识分子则是以事情对社会进步、文明发展有利没利为准。

    中国青年报:在这部战争背景下,展示人性交织的小说里,你到底想深掘人性的哪一面?

    方方:写作时并不具体想这些,如果硬要说,或许是想体现人道精神吧。比如书中的几名护士,她们不管面对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或是所要去的地方是否危险,自己是否会死,都不考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她们就要救人。当年的红十字受训就是这样。

    罗以南也是一个有人道精神的人。他以前只管自己,其他事与我无关。他对革命没有兴趣,甚至认为很残忍,不认为武昌城非拿下不可,但极端的事件会把他身上的潜能激发出来。他救梁克斯没别的想法,梁是他的同学,关系不错,他又是跟着梁一起参军来到这里。他不能让梁这样死去,一定要救他回来,救不出来也要去。至少他在想办法,在努力,这就是基本的人道主义。

    中国青年报:你在文末写罗以南在“文革”中受到伤害,书中是否存在第二个主题——强调宿命感?

    方方:我觉得罗以南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他经历了枪林弹雨,从血海中走出来,继续参加革命往前走。我没明言他参加的是什么军队。但解放后,他是被押解回去的。他是参加了革命,作了他认为的贡献,但革命最终还是不要他了。

    很早就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能往下追问,再往下就变成虚无。我觉得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写下去。1986年我发表了四个中篇,《闲聊宦子塌》、《风景》、《白雾》、《船的沉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宿命感。那时我才30岁,好像宿命感与生俱来。觉得人左右不了命运,同时很多东西来左右自己的命运,很多东西里又包括自己。比方说我不参加高考,不努力,我现在肯定是下岗。肯定是有自己的抗争,自己的付出,才改变了命运。

    所有事件都不是简单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分析导致活到今天这一步的各种原因。文学就是把很多人与事背后的成因表达出来,越丰富才能越打动大家。

    中国青年报:书中,罗以南信奉佛教,为何又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基督徒孟洋人?

    方方:以前在武昌昙华林有传教士出现,那边有些学校有教会背景,还有基督教堂。罗以南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生,从小受佛教熏陶,他确实想出家,想放下一切,他是典型的逃避型。孟洋人是确有传说,他作为基督徒劝说北伐军不要攻城,不要放炮伤害无辜。还有当年武昌宝通寺作过战场的野战医院,正好区域环境就是这样。

    中国青年报:你所有的作品不管描写什么题材,都归结在人性上,有没有想过突破这点?

    方方:我没有刻意去想突破。我没有把要出彩、要引起注意、要有所突破当成天大的事情。我只想写我心中想写的,我写作不是为了你们看突破不突破,突破也不是你们说突破就突破了的。而且我有信心这样写就很好,就会有很多读者喜欢。还有的题材结构也不是刻意做成的,事件本身这样写就很有意思,我不要特意把它写成什么。我不喜欢玩这种花招。我知道花招较易出彩,也喜欢看别人玩的花招,但我很懒,要是天天动脑筋想在小说上玩花招,憋个半年憋不出来,何必呢?写作最好是写自己的东西。你对我的作品提出意见,提得有意思,我听进去了,下回纠正。听不进去拉倒!自己写得愉快就好了,你认不认可关我什么事?写作是件好玩的事情。

    中国青年报:你的作品让人觉得,你也在观察生活,质疑社会,但不如有些作家对现实有一种尖锐、强烈的批判。比如像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坚硬如水》等。

    方方:或许我与阎连科的文学观念有差异吧。他的《日光流年》写得很好,还有几部,我都很喜欢。我喜欢的小说不是那种赤裸裸地表达自己政治观念的。而是不动声色,通过人物的行动命运表现自己的想法。

    在作家中我应该算是很尖锐的,只是方式不同。很多批评和观点,我更愿意在会上当面说,公开说。虽然说了也没用,但仍然要说。我的想法是,得让另一种声音存在。这是我的个人方式,我只是不好作秀或者说不屑作秀而已。到了我这个年龄,不可能像热血青年一样说话更多是带着发泄的成分。对于社会问题乃至体制问题,我真觉得空骂无益,喜欢更客观更综合更历史性地来看一些现实问题,也更希望批评之后能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许这样会理性点。

    另外,互联网虽然能推动民主,促进社会进步,但同样我们也看到,一批网民穿上马甲是暴民,脱下马甲便是奴才。你到各单位看看,他们脱下马甲在单位里的表现、表态、发言,而穿上马甲后谁也管不着,他便神气了。当然,这也是不民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对老百姓也不能太苛刻。只是,理性地来看,人的本性大体相近。我认识几个人,也算精英,平常牢骚,不知多凶,但一到会上,全都变成了拍马屁。这些人啊,给一点既得利益,你看他们会怎样?我大概也是看得太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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