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一种“人学”

    “医患关系”最近频频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原本并肩与疾病战斗的医患双方，如今却总是剑拔弩张。有人怨道德日渐低下，有人说医改前路漫漫。当医患冲突屡屡成为社会无法承受之痛时，我们不禁要问“怎么了？”更常常焦虑又茫然地感叹“怎么办？”

    医学不是万能的，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但医学不仅是一门科学，它还是一门“人学”，所以，今天“医患关系”的困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心理进行反省与思考的机会。无论是鲁多医生“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墓志铭，还是医学家、哲学家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感叹，放到今天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看，都具有格外的意义。

    笔者就此专访了国内著名的医学人文专家、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中心王一方教授，对话“医学人文”，把脉“医患关系”。

    问：医患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医学人文的视角看，当下我们对于医生和病人角色的认识，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王一方：医患关系从较低的层次上看，是一种技术关系、一种服务关系，但其职业的特殊性，又要求其中必须有人文的考量，成为陌生状态下的亲密关系、关怀关系。

    医学是“来自陌生人的照顾”，病人在生病时要接受医生这样一位“闯入者”。在躯体与心理遭受伤害的同时，还要将个人秘密告诉医生，让医生观看、触摸私密的部位，甚至冒着风险接受药物与手术的干预，而病人对于医生的德行技艺却知之甚少，此时医患双方同时踏入“陌生化”情境。

    循证医学的开山祖师科克伦(Archiebald L. Cochrane,1909～1988)，二战期间曾在德军战俘营中从事医疗工作。某一天，一位年轻的苏联战俘哭泣叫喊不停，一开始他认为是胸膜炎的疼痛引起哭叫，但此时止痛片却一粒也没有。绝望中，科克伦坐到患者床上，把士兵抱在自己的怀里。于是奇迹发生了：士兵停止了喊叫，数小时后平静地死去。后来，他认为这患者的哭叫不是躯体的痛苦，而在于精神上因孤独而生的痛苦。由此，他又开始质疑药物治疗对于具有思想与情感的人类疾病的确定性。“叙事医学”的探索也由此而来。人们开始研究文学叙事能力对于医学认知生命、疾苦、死亡的积极意义。

    因此，医学人文试图化解医患之间纯粹的商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关系，把“非人”变成“人”，让患者在情感上得到“人”的体验，这时治疗其实已经开始，这本身有利于医学目的的拓展。

    问：那么在这种陌生的情景中，“沟通”是否变得格外重要？

    王一方：现代医学的鼻祖希波格拉底曾经说：“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在他看来，良好的沟通、充分的叙述是最佳的治疗。

    因为疾病不光是躯体的病痛，更有心理的焦虑和紧张。医生和病人的世界是不同的，医生在观察与记录疾病，而病人在体验和叙述病痛；医生处在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病人却在诉说身体和心理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因此，哈佛大学的阿瑟·克莱曼在《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中，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区分了开来。也就是说，再多的客观检查指标，也无法替代病人诉说出正在承受的痛苦。

    问：从医学人文的视角出发，怎样理解今天我们所说的医患关系“紧张”？

    王一方：医患关系“紧张”说的就是心存疑虑、信任不足。“信”在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信誉，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下，医生信誉普遍不佳；第二是信任，医患关系托付的是生命，和普通的托付完全不同；第三是信仰，信仰在这里指的是医患双方对医学职业和医患关系的理解，是一种爱，是一种平和的托付，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问：医患冲突发生后，医生们往往出来“诉苦”，直指“媒体和患者对医学知识了解太不够”。那么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呢？这个了解，指的是医学知识的了解，还是别的什么？

    王一方：你说的很对，目前民众正陷入一种“知道越多，误解越深”的怪圈。知识不是信仰。民众缺的也不是医学知识，而是正确的生死观、痛苦观、疾病观。我们的古人曾对每一个生命的离去保有尊敬和诗意，但在现代的技术主义、物质主义面前，我们都遗忘了。

    正在进行的医改不仅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其更高、更远的终极关怀，是寻求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人都渴望健康，健康是人生的美好愿望，是尊严和希望，但不是欲望的伸张，更不是奢望的实现。生病、痛苦、衰老、死亡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情。而医生绝非无所不能，他们常常需要在疗效与代价之间做出决断，尤其需要得到病家的理解和支持。在疾病面前，医生和病人目标是一致的，应该共同承担。

    从这个意义上看，“了解”就是要从利益共同体走向情感-道德共同体，最后是价值共同体，培育一分敬畏、悲悯、感恩、悲欣、豁达、坦然的生命态度，在抗拒疾苦、死亡与顺应生命进程之间，强干预治疗与弱干预姑息之间寻找一分张力。

    问：在古代，我们想到医生时常常想到“悬壶济世”这样的词，“医患矛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还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医患关系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王一方：古代最大的医患冲突就是曹操把华佗给杀了。而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张仲景的“进不能知人爱人，退不能爱身知己”等，就是面向当时医患矛盾的一种回应。

    技术的发展则对医患矛盾推波助澜，使人们无法抵御技术崇拜下制度化的商业贪婪。病房里片面追求新、高、洋、贵，摒弃验、便、土、廉的诊疗决策，抗生素满天飞，吊瓶满天飞，支架满天飞，钉子满天飞。医生的任何做法也许都没有错，都是为了得到更精确的检查结果。但最终医务界得到了真相，失去了真诚，也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发现了真理，失去了真谛，也迷失了职业价值。医学不是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而是普救含灵的技艺，它无需用科学的指标、技术的指南来规范、来辩护，它其实只需叩问良知，拷打灵魂。

    问：人总是希望有越来越好的结果，但事实上，生命就是一个越来越差的过程。医学在这对终极的矛盾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医学的功能？该对医学有怎样的期许？

    王一方：大家都说医学是“救死扶伤”，这包含了技术强权逻辑，有违自然法则。扶伤没有问题，而救死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死亡来临是无法“救”的，只能接纳。

    早在古希腊时代，伊壁鸠鲁就告诫人们：活得幸福与死得安详同样都是一种艺术。早期阿拉伯、犹太医生也认为，干预死亡是亵渎神灵的行为，意在阻止人们重新投胎。16世纪之后，欧洲人变得害怕死亡，而弗兰西斯·培根也提出医生可以控制死亡。

    而技术与财富的蹿升，使人们越来越将死亡看作一种医学上的衰竭，而非生命的归宿。安然顺应或痛快接纳死亡被视为不思进取。尤其是中国人自从有了钱，就开始不认命，他们心中有一个“理想”三段论逻辑——大前提：只要有高水平大夫，高消费投入，自然会出高疗效。小前提：我进了最好的医院，见了最好的医生，花了高额的费用，接受了最好的治疗。结论：一定药（术）到病除，痊愈出院，平复如初，皆大欢喜。

    但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却是一道医疗不等式，钱花了，罪受了，病情没有改善，反而危重了，残障了，甚至不治身亡。于是，产生了不理解、不信任的情绪，这意味着彻底否定现代医学的不确定性，也否定了生命的偶然性。

    事实上，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宿命，肉体的生命无法永恒，医学是帮助我们在有限时空里活出品质、活出尊严的科学。只有全社会都拥有知敬畏、有品质、有尊严的生命观、疾苦观、医疗观，才能自觉抵御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这两大现代医学发展中的“暗礁”，从而优化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的可持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