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小山村 检验大规划

    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杨聪第一次对洗澡产生了幸福感。这个水利部水资源节约和管理司的青年干部在与湖南省桑植县棉花亚村的村民同吃同住7天后，终于逮到一个洗澡的机会。趁着空闲，他遛进县城，“你不知道，这一次澡洗得有多幸福”。

    今年以来，水利部直属机关团委通过组织系统内青年文明号“走出机关服务基层”活动，将一大批长期坐在办公室、起草整理文件的机关青年干部“送”到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边是水利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者，一边是直接受水利政策影响的农村百姓，两者之间的对话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水利部直属机关团委书记于春山对这次“进村”活动寄予厚望。

    看着有水喝不上

    在水利部水资源节约与管理司工作多年来，杨聪去过不少干旱、缺水的地方，全国各地的水资源分布情况他也都烂熟于心。在他的印象中，桑植县水资源条件“应该不错”，“一年的降水量在1500毫米至1600毫米左右”。

    而实际情况却是，杨聪“驻扎”的桑植县棉花亚村没有自来水，村民每天都要担着几个水桶去山里挑水。

    那个曾经在他撰写的报告里出现过无数次的专业术语，如今真真切切地出现在这个村庄——“工程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是指特殊的地理和地质环境存不住水，缺乏水利设施留不住水。

    过去，工程性缺水在杨聪眼里，不过是个术语罢了；而如今，这5个字所承载的，是他一个星期的有电没水、没交通的农村生活，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眼看着山下嘉陵江洪水泛滥，水沟里水声潺潺，可这水就是引不上山，变不成自来水，老百姓轻易喝不着。”杨聪每天都和村民一起从位于半山腰的住处到山下挑水，眼看着农田因缺水而绝收，村民生活用水困难，他却无能为力。

    他曾向该县水利局的同行打听情况，却发现水利局一个9人编制的科室对应的是水利部四五个司局的工作，乡镇水管站的一两名工作人员对应负责的是上千平方公里、住着几万人口的土地，“基层的人力保障太欠缺了”。

    作为部里一些文件的初稿起草人，杨聪曾想当然地认为基层都应当依法行事，凡事都要严格按照规定办，“坐在办公室里产生的想法，太天真了”。

    这次走基层，让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老百姓在缺水情况下的艰难处境：“以前调研去过很多地方，但都住在县、市一级的宾馆里，这次住在村里，是真明白啥叫‘缺水’了。”

    “标准化”到了村里“啥也不是”

    刘海瑞是水利部水规总院科技外事处的一名工程师，专门负责修订水利工程实施的标准化、信息化规章。

    湖北房县南潭村之行后，他发现自己费尽心力制定的一些标准到了农村，其实“啥也不是”，“我们设计的标准都是适合大中型设备的，农村都是小水渠，压根儿就没啥标准”。

    倒是水利移民干部的一些标准制定方法令他受益匪浅。水利移民换新房，这在刘海瑞心目中原本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面积、补助定下来，选个新址，按照标准配置直接盖房子就是了”。

    而就是这个在他看来很简单的配置，到了村民那里就变得复杂多了，“房子要什么户型的，外墙要什么颜色的，都得村民投票决定”。

    这是刘海瑞头一回见识农村人怎么制定标准，他每天都能看见忙得焦头烂额的水利移民干部往来于几家农户之间，最后制定的“新房标准”竟细化到房屋前后设计两条楼道，“专供婆媳不和时使用”。

    挑了7天的水后，回到北京的刘海瑞决定今后在标准制定讨论过程中带头引导小组成员往细了想、往农村的实际处境想。

    中国水科院的工程师牛存稳在云南省西畴县小洞村的葛大妈家住了7天，他最大的感触和刘海瑞一样，就是自己的“大规划”能否在小村子里变成现实。

    刚到村里时，牛存稳曾尝试告诉村民中央1号文件对农村水利建设的全面部署，但他很快发现，村民对此根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就连村长都一知半解，村民更是连什么是1号文件都不知道”。

    牛存稳在北京是做诸如南水北调之类的“大规划”的，如今到了村子里，他也只能放下身段“欣赏”小水渠了。他看到了基层的实际：“上头规划好的设施，钱也拨下来了，但基层配套资金跟不上；整个乡的水利建设，只有1个人在做，肯定忙不过来。”

    带着基层情况与专家交流

    从安徽省凤台县钱庙村回来后，水利部灌排中心的工程师顾涛现在与水利专家对话时愈发有“底气”了。过去专家“怎么说就怎么改”的情况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顾涛代表基层实际的“呐喊”，“我会先告诉专家，我在基层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供他参考”。

    顾涛干的活儿统称“宏观规划”，主要是配合某水利项目制订技术标准和技术规划。规划其实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按套路出牌，二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创造性地出牌。

    过去，顾涛可能会选择前者，原因是“底气不足”；而现在，从农村回来的顾涛选择后者。

    同样是一个安全饮水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取全国的中间价，顾涛现在的做法是——不同的地方，取不同的价格：“山区和平原地区的价格会不一样，山区难度大，成本高一些；西部和东部的价格也不一样，东部物价贵一些。”

    类似的“讨价还价”只有在深切了解基层实际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很多情况坐在办公室无法洞察。

    顾涛过去不明白，修水渠对农村来说是好事情，能保证全年灌溉，为什么有的村子不愿意掏钱兴修水利？

    在村民家中，农民问他，一个村子修条水渠怎么也得花个几十万元，修水渠是为了种地，但种地根本挣不着钱，那为啥还要修水渠？况且现在土地都承包给老板了，应该老板出钱修水渠才是，“买个农机还能拿到农机补贴呢，修水渠有啥用”。

    包地的老板也不愿意：“水渠是村里的基础设施，凭啥我给修？”

    这样纠结的事儿在顾涛心里还有很多，有些连他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他至少知道了农村人的心思，农村土地的实际情况，“有时候，规划和实际是两码事儿，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越来越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