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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大学大学生科技竞赛办公室主任李亚林的印象里，往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景象：“挑战杯”校级预选赛申报项目有400多个，大一大二的学生围在老师跟前“讨要”课题，理科学院的一位老师甚至要面对十几批做科技创新项目的学生……
“这证明学生越来越积极参与了。”这也是李亚林愿意看到的。
“挑战杯”走过二十二年，参赛高校从最初的五十二所，到现在的几百所，吸引的学生越来越多。
“想都不敢想的挑战杯”
在等待海报重印的空闲时间里，六盘水师范学院团委书记王薇和指导老师张绪清在忙碌的布展大厅里逐行逐列参观各学校的展位。看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易拉宝”，王薇上前询问一番，回头对张绪清说：“下回咱们也可以做这个。”一会儿，两人又驻足在一张精致的海报前，稍加讨论，然后掏出电话远程“遥控”自己学校的参赛学生印制海报时“四周多空一些出来”。
虽然刚刚结束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长途火车旅行，虽然缺少布展经验导致临时发生了一些小状况，但提起“第一次参加‘挑战杯’”这件事，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没有一丝疲惫和焦虑，一个比一个笑得开心。
“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张绪清说，“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多了，正好有机会参与进来。我们也觉得有了被认可的希望。”张绪清带领学生们花了整整半年时间调研，撰写了《乌蒙山国家能矿基地演化成“问题区域”的调研报告——以盘县断江镇为个案》。没想到，这个项目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全国总决赛。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挑战杯”参赛高校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普通高校，甚至一些职业院校也杀进了决赛。
“‘挑战杯’不论出身，只要是作品好，我们都欢迎。”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杜汇良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苗头”。他发现科技创新的氛围正在慢慢地向更多的学校蔓延。他曾经到各地调研，发现有一些高职高专竟然特别重视科技创新，“给学分，给经费，给场地。”对此，杜汇良深有感触。
在这样的大氛围下，高校慢慢地在被“传染”。
“2009年，我们学校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中获奖，这让学校和同学们有了展示自己的愿望和勇气。”王薇说，“随着高教发展大众化的趋势，创新人才培养成了学校的战略目标之一。对于想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同学，学校提供物质上的绝对保障和精神上的支持。”
本届“挑战杯”每项获奖作品只安排一名选手参加答辩，六盘水师范学院却把3个学生作者都带到了决赛现场。一方面是学校对他们的奖励，另一方面给他们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和希望。
“‘挑战杯’正在发生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再也不是‘名牌高校的小俱乐部’了。”杜汇良说。
“挑战杯”不再是少数人玩的“游戏”
带队出征“挑战杯”前，安庆师范学院团委老师夏斐接待了不少询问“‘挑战杯’是什么”、“怎么参加‘挑战杯’”的同学。从前，“挑战杯”这样的全国性竞赛让许多同学“敬畏”有加，觉得自己离它很遥远。但是，随着安庆师范学院连年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挑战杯”神秘的面纱被轻轻挑起，越来越多的同学自愿申请参赛。
“2004年，我们学校第一次参加‘挑战杯’。”夏斐回忆，当年学校给各院系下“死命令”，要求每个学院至少上报两个参赛项目。一番强制下来，全校也只征集到三十几个“东拼西凑”的项目。而今年的“挑战杯”，全校有300多个团队自愿报名参赛。经过校内初评，共有6件作品被推荐到省赛，获得两个一等奖、4个二等奖的好成绩。
为了让更多同学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中来，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参加过“挑战杯”的同学开报告会，分享参赛过程中的收获。
“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其实有很多想法，但是主动性不够。”夏斐介绍，安庆师范学院以“挑战杯”为龙头，与“三下乡”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自由组队、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收集到好的课题，就可以作为下一届“挑战杯”的参赛项目。“虽然师范类院校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并不见长，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是有发挥的余地。”夏斐说。
在大连理工大学创新实验学院院长冯林看来，“兴趣”是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最重要的前提。
每年，创新实验学院的机械与土木类、电气与信息类两个创新实验班都会面向高考学生招收100人，这是学校本科人才培养的示范区与先导区。另外，学院还设有数学建模、机电、软件等15个创新实践班，供学校其他学有余力的同学参与创新学习。实践班不限专业，谁都可以来参加。这吸引了学校一大批学生前来报名。
冯林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模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实验室24小时开放，放假的时候，甚至有学生把铺盖卷都搬进去。”这样的结果让冯林很满意。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吸引学生，形成真正的科技创新氛围。
大连理工大学法律专业的李冉也曾经做过自己专业的项目，拿到学校参赛。虽然并没有被遴选出来，但是她并不灰心，“以后有机会还会做。”
安庆师范学院的岳丽沙除了参加“挑战杯”，还尝试过很多项目课题，她同宿舍的同学也都有参加各种科技创新活动的经历。
让科技创新不再是一次性展示
杜汇良理想中的科技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过程，而“挑战杯”是它的龙头。
“要让‘挑战杯’从集中展示型的赛事转变成长期的日常工作。”在杜汇良看来，科技创新就该是高校一项份内的工作。
团中央也在努力做些尝试。“今年的‘挑战杯’我们采取逐级报备的制度，从校赛到省赛，再到全国竞赛都要上报。”这样原来每个学校仅是重点培养几个优秀项目的情况不存在了，从最基层的校级比赛就开始有更多同学参与，“今年有1000多所学校开展了校赛，开展得好的覆盖面超过30%。”
“我们在新生入学时就会向他们宣传‘挑战杯’，宣传科技创新。”李亚林说，这让原本并不了解‘挑战杯’的同学对它有所了解，“校赛能征集到400多个作品，很不错了。”
“要形成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就要让学校和学生关注科技创新，而非比赛本身。”杜汇良曾调研过一所学校。在最初的“挑战杯”赛事中，学校取得过不错的“战绩”，但近几届，学校在“挑战杯”中的成绩不如以前了。但杜汇良却觉得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全校同学参与科技创新的氛围形成了，这远比比赛成绩重要。”他认为，要让科技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把这种意识更多地传播给大学生们。
“为此我们今年还开展了‘院士专家高校行’活动，把三院的专家组织起来到高校与大学生面对面沟通，让他们传递科技创新的意识。”杜汇良表示，这会让高校学生通过专家的感召力燃起对科技创新的热情，而团中央将会把这项活动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做。
“以前我们为了营造氛围，采用以奖励带项目的方式，奖励老师，鼓励老师指导学生做项目，而现在氛围形成之后，很多老师不给奖励也会积极参与。”短短几年，李亚林看到了学校科技创新氛围的变化，他感觉到，一种良性循环正在形成。
“学生有热情和兴趣参与，学校的整体氛围就会更好，科技创新就不会只是一次性的作品展示。”杜汇良说。
本报记者 黄丹羽 陈凤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