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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几天前的那场听证会，广州人陆秀华至今抑制不住内心的痛快。“好高兴！”这个40岁的女人频频用这3个字形容自己的心情，“6年了，我终于可以表达自己，以前我连一个讲话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已习惯灰暗甚至残酷的拆迁故事，因此不难理解她的兴奋：广州市黄埔区政府近日为她家的“钉子楼”举办了一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听证会。为一户人家的拆迁问题而召开一个听证会，在广州是先例，在全国也极少听闻。
在这个公开的场合，陆秀华拥有“整整20分钟”的时间，面向黄埔区建设局、规划局、工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代表、人大代表以及受邀前来的各家媒体，从自己的角度陈述理由，从头到尾念完了4页纸的申辩书。
一个小时下来，尽管利益相关的各方依旧各执一词，特别是有关房屋到底是商用还是民用的争议丝毫没有弥合的迹象，但陆秀华还是很满意：“我相信这个程序是有意义的。”
这一份信任来之不易。与许多“钉子户”一样，这个女人常常感觉自己“被害得很惨”。当她与父母、姐妹一同“经商、居住”的两层小楼逐渐变成路边一幢孤零零的房子时，她干脆把楼房的临街外墙漆成一片草绿色，寓意他们“像小草一样无力”。
此刻，尽管听证会将带来什么结果仍无从得知，路边的这棵“小草”，却已然得到了它应有的一份尊重。它至少得以舒展地暴露在阳光之下，供众人评价与讨论，而不像其他无名的小草一样，消失于某个不为人知的瞬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种声音却越发强势。“开了也是白开，一点没有达成共识”，“政府实在太弱势了”，“再不拆掉，交通堵塞就严重了”。不仅仅是生活在“钉子户”周遭的市民，就连参加听证会的记者，也显得不耐烦了。
过去6年，这颗“钉子”惹来的麻烦也实在不小。2005年，因建设地铁新线路的需要，拆迁首次降临。陆家认为“有关部门给出的补偿标准大大低于心理预期”，谈判陷入僵局。3户邻居先后接受补偿条件而离开，迫不及待的地铁公司最终选择绕开，将“明挖”改为“暗挖”。据称，工程费用因此剧增。
到了2008年，一个市政道路工程又瞄准了“小草”脚下的土地，拆迁谈判却依旧艰难：陆家认定赔偿应按商铺来计算价格，政府却不买账。眼下，市政工程已完成七成，可双向六车道到了陆家跟前便陡然缩窄为两车道，工程推进困难，交通堵塞问题更引发市民担忧。
固执己见的陆家在不知不觉间与大多数人形成了利益上的抗衡。陆秀华察觉到，自己不时“被人指指点点”，就连标榜客观、中立的媒体也开始旁敲侧击地揣测陆家的动机。
显然，许多看客心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架起了一座简单的天平：一端放上个人利益，另一端摆上公共利益，一掂量，结果显而易见——难道一户人家的利益还能比大多数人的利益更有分量？
可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这样的天平却难以架起。“没有什么公共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明确表示。
“在陆家的个案中，修地铁、修路，都符合公共利益。”姜明安补充道，“但合法的拆迁还要包含两个元素——正当的程序，以及合理的补偿。”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政府要拆除陆家的房子，且不论提供的补偿是否合理，至少正当的程序迟迟没有到来——直到有了近日的听证会。
这一个迟来的听证会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即使仅有一户人家，甚或一个人，正当的程序在拆迁过程中也不应缺位。在这一程序中，拆迁双方不再如敌我那般势不两立，而是在公开的场合就争议的焦点进行博弈，最终达成双赢。
这样的博弈也许耗时甚久，令人疲惫不堪，但所有的看客，都可能是下一次博弈中的主角。他们对旁人的冷眼与不耐烦，只会侵蚀保护自己的机制。正如姜明安所指出的：“这一次你牺牲了别人，下一次你就牺牲了自己。”
我们期待，这次的听证会不仅是一个特例，而且将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习惯。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坚持，也更需要你和我，这些普通民众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