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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用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功能可以很容易读取名片上的信息，立即就可以把我们的联系方式保存到你的手机上。”记者刚刚和付彦军交换了名片，他就拿起自己的名片向记者热心讲起了名片上二维码的功能。付彦军认为，这是一种推广自己的方式，就如同他的创业项目一样，“E-Learning在线学习也需要推广，人们对在线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成人教育、学历教育，我们要致力于推广其在线学习和培训的作用。”
今年4月辞职，付彦军和他的创业团队走过弯路，但最终找准了方向。最近，付彦军正忙着组织“2011中国学习与发展大会”，他认为，通过这次大会，业内对E-Learning的认识会进一步提高，“只有把这个平台推广做好了，我们创业才会有更多机会”。
2009年从湘潭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付彦军成为北京《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的记者，初次接触了E-Learning在线学习平台。作为一家行业内媒体的记者，付彦军有机会采访了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和培训主管，他逐渐发现企业的需求和高校可提供资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采访某航空公司培训部负责人时，该负责人告诉付彦军，他需要招聘一名教育技术方面的大学生，要求就是“来了就能上手”，却发现没有合适的人选，最后在众多的研究生求职者中只能挑选出一位符合条件的，这位求职者能够胜出的原因就是他有很丰富的实习经历。这件事情触动了付彦军。付彦军从大二开始就在校外实习，他非常明白实习对于大学生的重要性，在大学里，付彦军就是一个热衷于实践的学生，他在向学院院长保证学期末每门功课都考85分以上的前提下，到当地日报社和电视台实习，甚至还一度跑到北京的新华社实习，获得了实习单位的一致好评。
除了实习，付彦军还在创业方面尝试了一把，他组建了一个内容工作室，策划、组稿、约稿了十几本图书，并最终联系出版社出版。“我们大学的教育与用人单位的需求脱节了，如果在校的时候不实习，出去就没有竞争力。”如何弥补学校与企业的差异呢？作为记者，付彦军一直关注在线教育行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他认为在线学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有过创业经历的付彦军，开始意识到E-Learning背后蕴藏的商机。分析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自己独特的渠道优势后，他开始不满足于现状，琢磨着要往厂商角色转变，他立志通过努力，为在线教育提供课程资源，进而推动传统教育向在线教育转变。于是，在对E-Learning平台关注了两年后，付彦军决定辞职创业。他与当时的同事欧阳文彬一拍即合，开始着手成立自己的公司，他们与另外一个朋友合伙凑钱办起了公司，并建立了“中国培训导航网”。“这个网站虽然是致力于推广在线学习的视频网站，但别人看到名字就以为是个导航网站，发挥不了太大优势，当时着急，一想到既然偏离了轨道，我们就放弃了。”欧阳文彬这样解释当时的过程。
后来他们又做了视频资源整合的华贤网，网站做起来付彦军才发现，视频网站只是一种在线学习的手段，其本质还是要推广E-Learning平台。于是，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推广上。
推广最需要的就是平台，为了能够聚拢人气，付彦军想到了成立一个组织，“就像互联网行业有个移动互联网长城会一样，它是全球移动互联网CEO俱乐部，我们也想做一个类似的组织，把教育、企业和培训圈子的人聚拢起来。”于是，付彦军联合十几名从事教育报道的记者发起了中国学习与发展联席会，希望通过活动和沙龙的方式聚拢圈内人。一位资深媒体人在参加了沙龙后告诉付彦军，她最欣赏的就是E-Learning推广的公益性。
在付彦军看来，学校和企业需要加强跨界交流，企业的人力资源或培训总监参加的活动往往和高校老师参加的活动不一样，之间的交流很少，通过打造一个让他们跨界交流的平台，让大学生在线学习企业员工所需的技能，能够最终实现大学生的顺利就业。这个思路获得了众多高校老师和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的支持，但也有人表示了质疑：“我整天上课当然知道学生需要什么，你们是哪里的野战军？还要来指导我们。”
“野战军”的称呼大大刺激了付彦军的神经，他渴望得到业内的认可，而能够获得认可的途径就是保持项目公益性的同时，让人们看到在线学习和培训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为学校提供网络课件，让老师推荐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学习，然后根据这些学生的特点推荐给不同的企业。”
每个领域都必然面临着竞争，付彦军认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是一些致力于校企结合的公司，这个领域甚至有一些影响力很大的公司，但这些公司也有弱点。“很多公司帮助大学生就业，要进行面授培训，收取大学生高额的培训费用，我们是直接可以让高校和企业进行跨界交流，甚至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费用。”
本报记者 陶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