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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8日是陈省身的百年诞辰。从今天开始的10天里，全世界众多著名的数学家来到南开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东西方两座以他命名的数学大楼里，纪念这位“微分几何之父”的贡献。
那是属于数学上的纪念。
陈省身，这不是个挺大的数学家嘛
南开大学省身楼里时常举办各类活动，每次活动过后，负责后勤的李全乐就把会场布置的花朵收起，献给葬在这座楼前、墓碑上刻着数学公式的那位老人。
李全乐以护工的身份为这位老人服务了４年多。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第一次见到陈省身时，李全乐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见到的是一位被很多数学大师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几何学家之一”的人物。
那是2000年的一天。李全乐记得，当时89岁的陈先生坐在轮椅里，主动伸出手说：“谢谢你，认识你很高兴。”
从那时开始，李全乐觉得这个讲话中气十足、耳朵比常人大得多的老人没有什么架子，不会难以“伺候”。
2000年，89岁的陈省身因腿脚问题，坐上了轮椅。南开数学研究所通过天津市护理学会寻找两名护工，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条件并不苛刻，他的生活秘书兼司机胡德岭说，只要求勤快、负责、厚道。
由下岗工人改做护工的李全乐和蔡庆延被挑中。面试时他们才听说，服务对象是陈省身教授。那时，李全乐没听过这个名字。两人骑着自行车返回的路上，蔡庆延说了一句：“陈省身，这不是个挺大的数学家嘛！”
这位大数学家的地位比他们想象得还要“大”。
我这头“猪”，就交给你们俩了
有时，别人会问起生活中的陈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全乐和蔡庆延都会形容，就是挺平常的一个老人。如果说护理陈先生跟护理别人有什么区别，就在于为他服务要省事得多，因为他从不挑剔。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他们发现，当陈省身会见大人物的时候，无论对方地位多高，只要他往那儿一坐，“那些大人物在他面前也不怎么大了”。而在普通人面前，他又像个普通老人那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正如很多朋友不约而同回忆，他在伯克利任教时，在当地的中餐馆里享有崇高声望——他与餐馆老板和服务生都交上了朋友。
“陈先生好像是块磁铁，他有一种吸引力”，蔡庆延说。
陈省身对李全乐说过，小李，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分工不同。我干的就是拿笔写写算算，你不会。可是反过来，你做的工作我也做不到。
由于浴室地面太滑，两位护工会帮着陈省身洗澡。刚开始时，属猪的陈省身同二人开玩笑：“我这头‘猪’，就交给你们俩了。”
他还经常鼓励身边人好好学习。陈先生问过李全乐会不会开车。李答曰不会。他说：“你怎么不学呢？你得学会一些东西，你不可能跟我一辈子。”李全乐说在学按摩。陈省身当即表示：“要是交学费我替你出。”当时，李全乐的按摩老师是定期为陈先生按摩的中医，不必付费。陈先生听后，开玩笑说：“那好啊，不用交学费。你要是学好了可别不管我了。”
蔡庆延还记得自己出过一回岔子。天津市一位副市长约好要去看望陈先生，蔡庆延把会面时间记错了。他向陈先生道歉。陈先生平静地说：“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穿着借来的皮鞋领百万元金奖
数学大师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他在每天早晨６点半到７点之间起床，８点左右吃早饭。中午１２点用午饭，然后午休到下午２点多钟。晚饭通常在下午６点半。晚饭过后，他有时会看一会儿电视，多是弟子张伟平为他买的影视剧碟片。晚上９点到１０点之间入睡。
这位在数学界有名的美食家，平时对饮食并不挑剔。李全乐不记得他提过想吃什么饭菜的要求。家政服务员做什么，他就吃什么。
晚年，他把获得数学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奖金等积蓄、藏书和4辆汽车捐给了南开数学所。但在生活中极其节俭。有时在饭店点的菜没有吃完，他会打包带回家，要么对身边人说：“你努努力，把它都消灭了。”
陈省身的衣柜里甚至有两身病号服。那是一次住院时发的，出院后他直接带回了家，当作睡衣来穿。
2004年9月，陈省身赴香港领取首届“邵逸夫奖”。去香港之前，发现衣柜里那些多年的旧衣服都招了虫子。于是，他回国定居以来，第一次订做了套西装。他穿着新西装，打着旧领带，穿着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女婿朱经武的皮鞋上了颁奖台。那双鞋不算合脚，会后换鞋时，家人才发现有些挤脚。随后，他宣布将总额为100万美元的奖金捐出。
有一次，他要用笔，李全乐找到一支，顺便在一个空白的旧信封上划了几道，想试试看是否还能用。陈省身罕见地“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你这不是浪费吗？”
陈省身的书桌是没人整理的，上面散乱地放着书籍和纸笔。外人看来那书桌很乱，但从来不敢去动，担心整理后会导致他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他每天伏在桌上写写画画。
九旬高龄钻研属于年轻人的难题
对于数学，他自称这“惟一会做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停止去做。他随身的口袋里总带着笔，便于随时记下灵感。他曾说，自己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数学，早晨醒来后，害怕忘记，赶紧记下来。在他去世之后，蔡庆延发现，他用完的一摞演算纸厚度约有20厘米。
当那天才的头脑沉思时，他会坐着一动不动，两眼盯着一个方向——有时是天花板。此时，身边人就知道他在思考，除了端茶送水，不敢打扰。
他很少跟身边不懂数学的那些人谈起工作上的事情。2002年，他多年努力促成并担任名誉主席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学术会议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第二年，SARS疫情爆发，他对秘书胡德岭说：“小胡，我们很幸运。如果在今年，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有这个运气，中国也有这个运气。”
在93岁生日之前，2004年，陈省身完成了一篇关于六维球面的复结构的论文。这是他多年前就已关注的难题。他在国内外到处请数学家来看这篇论文，包括自己的一些“徒子徒孙”，倾听大家的意见。他起初以为自己解决了难题，后来发现其中存在问题。直到去世之前，他仍在修改。
有同行对他的家属说，这个难题是属于年轻人的，陈先生以九旬高龄去钻研，这加速了他身体的衰老。
而他当时居然一次提出了四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胡德岭说，2003年SARS爆发期间，为了保护陈先生，南开停止了他的一切会客活动，连他本人也不能到陈先生的房间里去。这段时间，陈先生的生活突然安静下来，他花了太多的精力在六维球问题上，有时半夜起来演算。
有一次，闷得发慌的陈省身在电话里发了火：“小胡，你为什么不上楼来？我现在请你马上上楼，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一张纸条把官场的事挡在了学术的门外
在正常的社交生活中，陈省身会与朋友、弟子打打麻将消遣。很多时候，他一个人玩纸牌。
陈先生极重感情，回南开定居后，他定期把昔日同学和朋友召集在一起聚会。曾有一个陌生的晚辈找上门来，拿着一张老照片。他认出照片里是自己少年时代的邻居、母亲当年的好姐妹，赶紧请客人进门。此后，他常请这家人做客。
从他卫生间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木质房檐上有个小洞，麻雀在那里做了窝。有一年，陈省身要到外地，学校借机维修房屋。临出门时，陈省身叮嘱胡德岭，一定要把那个窝留着，给小鸟留一个家。
晚年，他研究过清朝的孝庄皇太后，甚至发表了与此有关的文章。2001年9月，他参观浙江兰亭后，当晚默写了一遍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陪在身边的蔡庆延找原版比对，发现只有三字之差。陈先生得意地形容自己“不简单”。
他对身边人形容过自己是“走江湖的”，能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一次，把客人送走后，他跟李全乐开玩笑：“小李，你看我当个外交家没问题吧？”李全乐说：“绝对没问题，您走南闯北，您是老江湖了。”
国内举办宴会，怎样安排席位是个难题。南开数学所所长助理吕宏海记得，陈省身夫妇曾想了个主意。他们给每桌编号，陈太太拿着写有桌号的纸条等在门外，每位客人登门时抽取一张写着编号的纸条，对号入座，皆大欢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官场的事情挡在了学术的门外。
他对胡德岭说过，中国人为什么在大陆工作还没有拿到沃尔夫奖、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因为人们一旦学术上有所成就后，在国内给他们安排的官场上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来做学问。要做学问就要安静，甚至电话都不要接，不能打断思路。
多年以前，南开在校内兴建“谊园”招待所，以满足数学所的学术交流需要，陈省身就曾亲自去工地请包工头们吃饭，郑重其事表达委托和信任。后来，他给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写信，申请建设南开国际数学中心大楼，获得财政支持。大楼施工时，他几次坐着轮椅去现场对承建方说：“我这个楼要能用百年，你们能保证吗？”有一天，他提出去看工地，胡德岭问：“您不是去过了吗？”他反问：“去了就不再去了？”
他前后去了三四次，但最终没能进入这幢大楼为他预留的办公室。他去世之后，大楼被命名为“省身楼”。
那颗小行星把陈先生带到了天上
省身楼即将投入使用时，一天早晨，陈省身说自己不舒服，精神不振。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回国定居几年来，他只住过两次医院。他不爱看病，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南开每年组织老教授体检，他都不去。就连校医到家里为他做常规检查，他都不太情愿。除了血糖偏高，他几乎没有生过病，连感冒都很少有。很多人相信，他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那天，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大家都劝他住院。但他不肯去，后来他的助手沈琴婉教授也来劝，他因为“尊重女士”，同意住院，但表示最多一周。
没想到，他只剩下了５天的时间。在医院里，他前３天精神还好，与人谈工作，第四天就陷入昏迷。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有时，他半躺在床上，拿着笔在纸上画，但没人能看出写的是什么。
在他弥留之际，有人依稀听到他说，他就要去希腊了。古希腊是数学的圣地。他的弟子丘成桐后来评价，导师的成就堪与那些大几何学家比肩。
最后那天下午５点多，李全乐看到病房里的监控仪上“所有的线都平了”，赶紧找医生抢救。两个小时之后，数学天才真的告别了人间。
直到料理完陈先生的丧事，李全乐和蔡庆延才知道，陈先生生前对他们是有所安排的。女儿陈璞转达了陈省身的一个遗愿，希望南开数学所能为他们保留工作机会。他们原本以为就要回到护工的本行。
每年清明节，在给已故的家中长辈烧纸时，李全乐也给陈先生烧一份纸，“就当是我的老人”。他说，陈先生对身边人说过，要善待别人，不要去害别人。有一回过新年，电视台到家里采访，他在客厅的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大家快乐”，为了让人们看到后喜气洋洋的。
陈省身去世那天是2004年12月3日，天津大雾，格外寒冷。半夜，秘书胡德岭与陈璞、朱经武回到南开校园里，惊讶地发现，难以计数的学生自发围在湖畔，手捧蜡烛，为陈先生守夜。朱经武夫妇专门拍下了照片。第二天，他们写了一封信，贴在寓所门外，向师生表达感激之意。
回忆起当晚的场景，胡德岭突然捂住双眼，挡住眼泪。“你说，我怎么能忘呢？”他哽咽着说。
他说，一撇一捺是个“人”字，陈省身把这个字写到了最高的境界，才赢得了那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就在陈省身辞世一个月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省身星”。陈先生本人形容此事“很好玩”，但胡德岭在感情上一直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把它形容为“最坏的东西”，他觉得，是那颗小行星把陈先生给带到了天上。
本报天津10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