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产业如何涅槃

    尽管官方一再否认，但坊间关于温州产业“空心化”的讨论不绝于耳。此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再度引起人们对温州产业的关注，并进而转变为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拷问。在经济学者看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角逐，折射的是温州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真实困境。

    优势已失的“温州模式”

    温州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样本。 

    上世纪80年代，从“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起步，温州人依靠“低成本、低技术”的小商品占领市场，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

    在此后30年，这一模式承载起温州经济发展的重任。但近年来，由于受到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成本大幅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传统温州经济模式的优势正在消失。

    纽扣、服装、开关、皮鞋、打火机等小商品是当年温州人起家的行业，其共同的特点是都属于低技术行业。在过去“短缺经济”的年代，曾为温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事实上，这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民营企业，经不起任何大风大浪。

    打火机是温州产业的一个缩影。在温州，2001年是打火机行业最兴盛的时期，全市有近5000家打火机企业。金属打火机更是占据了全球80%的市场份额，但10年之后，温州打火机企业已经不足百家。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说，早年间，生产一个打火机可以赚一毛钱，但现在连一分钱都赚不到。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附加值低下，再加上近几年劳动力、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更进一步缩减了打火机的利润空间。温州打火机的集体陨落可以说是温州产业变化的一个缩影，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真实写照。 

    衰落并不只出现在打火机行业。据温州市工商联统计，2003年温州有规模的制鞋企业4000家，现已关停1000多家。

    温州市政协委员、温州市烟具协会会长黄发静去年作了“温州企业外迁和投资环境改善问题”的调研，结果显示，不论是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资源，还是制度供给，温州都已失去优势。

    浙江缝叶鸟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女鞋生产企业，年产量300万双。在温州现有的2500多家制鞋企业中，规模并不算大。公司老总刘小标，从17岁开始创业，今年尚不满30岁。

    刘小标说，去年年底以来，一吨鞋底材料涨了三四千元，相当于一双鞋光鞋底材料成本就要涨3元。胶水价格涨了一倍，工人工资涨两成。用电最紧张时，一周两天需自己发电，平均每双鞋用电成本达1.5元，“而平时，每双鞋用电成本是1元。”

    温州市统计局今年6月的一项专题调查显示：该市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是停限电的重点对象。同时，6月份柴油价格同比增长约15%，企业自发电成本增高。再有，“由于受物价上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减少和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增长等三方面影响，温州企业‘招工难’从春节后延续至今。”

    在被调查企业中，约有16%被访企业认为融资很困难。融资难度增加直接导致企业财务成本上升，1~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财务支出增长43.6%，其中利息支出增长46.1%。此外，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1至5月，温州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累计增长8.4%。

    “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只是压垮中小企业主的‘最后一根稻草’。” 周德文说，事实上，各种沉重负担早已让企业“体力不支”，民间借贷乱象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实业不兴，中小民营企业盈利的艰难。

    有一个被广泛引述的案例：一位老板有一家职工千余人的企业，自己在工厂一年辛苦到头，利润不足百万元。而老板太太在上海投资楼市，买了10套房，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元。

    炒楼、炒煤、炒矿产，乃至炒红酒、炒艺术品，温州人体验到资本升值的乐趣，不少靠实业起家而又“逃离”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主动进入资金市场，导致“钱炒钱”的高利贷愈演愈烈。

    一位企业老总说，制造业利润越来越薄，过高的成本在加大企业经营压力的同时，也加速着企业从实体经济抽逃资金。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04年温州逾90%的民间借贷是流入实体经济，而在今年，这个比例则萎缩到35%。据2010年温州市金融办对324家企业的调查显示，2008年被调查企业进行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有119家，2009年增加到138家，2010年一季度达到163家。

    “温州制造”审视“中国制造”

    “当资本领域产生的预期利润大大超过制造业的利润时，资金就会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只一位业界人士对记者这样说。

    在不少经济学者看来，从“温州制造”可以审视“中国制造”。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不仅昭示了温州商人的困境，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起伏中的命运。

    据了解，1998年到2008年，中国一般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为30.5%。但这种高利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让中国成为了资本获取价值的“洼地”。

    密集型、低成本、薄利多销的“温州模式”正是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种薄利多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凭籍其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各项出口优惠政策和美国、欧盟等需求进口国的贸易优惠等优势，开始不断挤压本来依靠薄利多销维持的温州企业。

    世界最大体育用品制造商之一耐克在上一财年第4季度报告显示，越南已成为耐克最大的生产基地，而这一地位在2011年也将保持。“中国的人力资源价格正在上涨，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商正在将自己的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去。”温州一鞋企老板说。

    为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供货的某亚洲鞋类收购中心经理告诉媒体记者，每年他都有8000~9000万美元的订单，之前大部分订单都在温州完成，而今年的订单接近80%交给了印度和越南。

    在关注温州经济的学者看来，温州企业出现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温州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遭遇倒闭，其实其深层次根源在于温州企业经济生产模式随着世界新经济体的兴起，开始被边缘化。

    近些年，有着政策红利下外向型经济路径依赖的温州产业，基础变得十分薄弱，要素支撑不足，创新的瓶颈和产业升级压力使得大量实业企业纷纷外迁。

    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0年，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的实业投资3000亿元，而同期，在温州本土的工业投资只有1300亿元。

    “事件只是催化剂。”有业界人士认为，温州企业出现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事件表面反映出的资金链断裂,以及归罪于背后的民间高利贷那么简单。

    数据显示，近10年，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31%~37%之间，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3.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均居于末位。而在浙江省11个地市人均GDP排名上，温州位列倒数第三。

    今年前三季度，温州全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25亿元，就投资总量而言，温州在浙江排名第五位，是杭州的一半、宁波的五分之三，“这与温州作为全省人口第一大市、经济第三大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坦言。

    “温州不缺资本，缺的是实业精神。”温州官员认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拉响的也是中国经济的风险警报，在世界市场独领风骚10多年的“中国制造”的地位已在发生变化，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

    借“危机”寻求转型升级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许多人都认为，温州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制造业的回归与提升。温州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就认为，解决温州民间借贷的金融乱象，放开非正规金融管制，让民间借贷“正规化”，这只是短期的应急之策。

    在他看来，温州的民间信贷危机，既有产业空心化造成当地剩余资金过度向高利贷行业集中的原因，也有温州当地中小企业自身面临产业升级所带来的自然淘汰，“有供给的原因，也有需求的原因；既有政策的因素，更有制度的成因。”

    “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周德文说，当今中国乃至全球都已告别紧缺经济，到了剩余经济年代，大量的商品过剩，温州企业唯有转型升级才能保持最大的利益。

    “一般制造业生产正在转出中国，这是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温州鞋业协会负责人说，事实上，世界上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的这样的阵痛。

    据悉，为控制人力成本，耐克在近30年的时间里，就不断搬迁自己的主要生产基地。最早在日本，后来是韩国、中国台湾，再后来是中国香港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

    中国在1981年成为耐克的新工厂。直到2010年之前，中国的制造商一直是耐克最大的合作伙伴， 但在2010年之后，这一“宝座”被越南人夺走。

    “温州今天遇到的危机，也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缩影’。”周德文说，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针对温州企业，目前整个经济发展形势倒逼中国企业必须进行变革：提升产业价值链；跳出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

    对此，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10月21日在接受中央媒体专访时表示，浙江将着眼长远，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形成理性的投资导向和健康的发展机制。

    本报杭州11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