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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间不信任引发的冲突，近来此起彼伏，深圳“八毛门”尚未关上，广州“录音门”却又打开。广州一位家长，因为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在其为身患重病的孩子做手术时，把医生与自己的对话全部录音，给医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据媒体近日报道）医生说：“如果你干活时旁边有人在录音，你能安心干活吗？”确实无法安心——不仅是安不安心的问题，这种录音还是对医生的一种羞辱，无异于把医生都当成了害命而不是救命的人。
媒体报道说，如今很多患者都是带录音笔去医院的。医患间的不信任，不仅仅表现在“录音笔”中，无论是从新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猜疑、对立和仇恨。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一位医生朋友忧心忡忡地跟我说过：这种不信任，表面上受辱、受伤、受害的是医生，其实最终受害并为之埋单的都是患者，因为患者在数量上虽然是大多数，却必须依赖医生。就像“八毛门”中那个诋毁医院的家长，最终还是得求助于医生和医院给孩子治病。这是由医患关系决定的。
我明白，医生朋友绝不是想拿“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来绑架患者，这是作为一个受到过不信任羞辱的医学工作者的肺腑之言。虽然医德要求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但你很难指望一个被录音的医生能心平气和地给患者看病，也很难指望一个常被医闹困扰的医生，不通过过度依赖仪器来减轻自身的风险——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增加患者的就医成本和风险。
当下的社会流行怀疑，甚至发展到了“怀疑一切”的程度。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时候，对有些人，我们是必须毫无保留地去信任他们的。患者对于医生，就是如此。无论如何，当我们以患者的身份走进医院的时候，只能选择信任他们。在信息不对称、专业不对称下，除了信任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你是患者，是需要医生救助的人，因为自己对专业和病情一无所知，只能把自己的生命、身体和安危托付给医生。
作为患者，我们会为自己的不信任找到很多理由，比如担心医院乱收费，担心粗心的医生会下错诊断，担心缺德的医生会坑自己。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个案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不能先入为主地把眼前替自己看病的医生，也想象成会坑害病人的恶魔。这时候，只能丢掉这种偏见，在良善的沟通中选择信任。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
针对这种不信任，很多人开出了“第三方鉴定和调解机构”的药方——且不说很难找到真正的“第三方”，即使找到了，最后还得需要人去相信。陷于偏见之中而不信医生的人，也很难会理性地信任所谓的“第三方”。
也许有人会站在患者的立场问我，为什么只强调患者的信任，而不谈医生的职责。其实，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质问的时候，本身却自然地将患者与医生对立起来了。医患的共同敌人应该是患者的病，而不是相互为敌。医患对立的“囚徒困境”总需解开，问诊求医的患者，有责任首先选择信任，打破恶性循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生，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选择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