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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收入为何大行其道
黑龙江一所高校的财务人员赵老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教授从学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为两块：“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资一般在5000元左右。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级别相同、工龄相同的教授，收入也会有差别，申请课题经费多的科研人员，可支配的资金多，用来发绩效工资的部分就多。
赵老师介绍，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比过去已经提高很多，但作为基本保障部分的教师基本工资增长非常有限，主要是基于一个目的：刺激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科研经费提成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高校开始鼓励教师“积极申请课题”，教授更是成为大学申请经费的筹码和“摇钱树”，以课题经费提成来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与此同时，不同学科获取课题经费额的差异巨大，理工科一个大项目就几百万上千万元，人文学科一个课题能拿到几十万元的就算不错，基于同样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师收入的不均衡。
一边是高校经费不断增长，一边则是教授基本工资增长有限，在这样的体制下，个人创收变得顺理成章：开办公司、校外兼职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达数百万元，挣得盆满钵满。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直言不讳：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这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尽管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却是建立在工资外的“创收”或“项目提成”上。
高教专家沈凌教授指出，如同改革开放后社会各阶层收入出现分化一样，教授收入分化属于正常现象，因为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向决定了与市场的紧密程度。一些应用学科因为天然地紧跟市场需求，更易产生经济效益，而选择文学、哲学研究的教师通常比较清贫。
“但同为教授，贫富差距过大，显然不正常。”在沈凌教授看来，对于一些基础学科，不给予同等的经费支持，却希望100年以后能作出贡献，并不现实。
在国外，个人从科研经费中提成难以想象
正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吴苏州介绍，香港大学的正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为8万~10万港币，在香港属于中产阶级，生活无忧，可以安心教书育人。而在内地，一个正教授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6000元~8000元，由于地区差异，有些地区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水平。
按照当下的汇率，1元人民币可兑换1.22港币左右，内地正教授一年8万~10万的工资总数，相当于9万~12万港币，仅比香港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多一点。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对中外高等教育颇有研究。他介绍，高校教师在一些发达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我国高校教师从整体上来说，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更是令今天的教授们称羡。
辛亥革命后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元~300元之间。在当时，1元可以买8斤猪肉，三间正房一月租金也只要8元，12元就可以使北京“四口之家”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花500元，只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其时，除了高薪资，大学还为教授提供新式住宅，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一应俱全，还有花木葱茏的小院可供休憩散步之用。
由于国内大学提供的薪资丰厚，许多留学生回到国内担任教授职务，收入与国外差不多，留学一去不归的现象也很少见。
今天，不少教授的收入也已跨入中等以上，只是，从科研经费等途径获取的灰色收入在其中占据了主要比重。
吴苏州在香港大学里还惊奇地发现，科研经费与教授个人竟然完全没有关系，“教授拿再多的科研经费，自己的收入都没法增加。”
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熊丙奇教授介绍，在美国大学里，教授的收入是一定的，除了年薪收入，教授不能在课题中提成，假使一名教授在学校拿9个月工资，其余3个月薪水可以从其课题经费中支付，但仅能按年薪水准支付3个月，拿再多的课题经费，都不会改变。
事实上，教授走穴、兼职，在一些国家也不可想象。
印度就规定教授除著书立说发表文章获得版税外，不允许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日本教授走穴则必须经过学校的批准。
在国内，熊丙奇则听说过这样的怪事：一所高校突然整治教学风气，一名长期在校外兼职挣外快的教授由于几年不在教研室露面，出现在除名的名单中，这名教授直接找到学校质问：“这些年你们什么时候对我到教研室有要求？”一句话让学校管理者哑口无言。
鼓励科研的薪酬导向危及科研自身
武汉科大研究生刘娇至今记得刚入学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一次，导师孙君恒带另一个教授的研究生出去开会，那个研究生买了卧铺票，候车时却发现孙教授买的是硬座票。
而此后几年，她则是亲眼见证了这位文科教授的清贫坚守之路。
跟着导师去参加学术研讨会，研究民间文化的导师常常特意带着他们提前一天来到开会地点，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的习俗风情。由于是提前到，主办方不提供食宿，导师就带着他们住几十元钱一晚的小旅店、中午吃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个饼。
近十年来，这位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爱上了民间文化，也把目光投向了墨子、管仲、淮南子等主流学者较少涉及的领域，有意或无意中，放弃了太多赚钱的机会。
平均一月一次学术研讨会，4000多元的工资，差旅费就花去四分之一，早晨挤公交车上班、出差坐火车买硬座票，孙君恒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自己的研究。
学生们都很尊敬孙老师。然而，在现行体制和环境下，又有多少人能像孙教授这样坚守学术呢？
学术资本化正成为业界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采访中，高教研究人士大多表达出类似的观点：过于功利的追求使教授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国家各种科研基金支持的热点项目、瞄准国家的发展方向，忽略了难以市场化的基础学科，“短期化”、“功利化”的研究评估体制难出真正有用的成果。
而为了经费、提成去做科研，科研本身的质量可想而知。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说，学校为了拿大钱，拿大项目，把水平高的教授都赶到科研战线上，大教授整天忙于找课题、写总结、报评奖，由此带来的怪现象则是：自己没有时间做课题，课题都是博士生们完成。甚至出现一些不善交际难拿课题的教授依附这些名教授生存。
熊丙奇教授至今对一位50多岁的博导的反思印象深刻——“我现在就是一个销售员。”
这位博导把自己的科研历程概括为“拉订单、做销售”，“运作的全部是商业的一套，感觉完全不像做学术的”。
“不是在开会，就是正在开会的路上”。几年前，科技系统开展的一项大型调查为此写下注脚：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