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多年来一直是德国的外交重点。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近年与日本、印度、巴西组成寻求“入常”的“四国集团”(G4),多次采取联合行动向联合国施压,并表示“愿接触其他国家并以灵活的精神与它们展开密切合作”。
由于安理会改革涉及成员种类、数目的增加以及否决权等很多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德国的“入常”之路迄今困难重重。
德国在今年联大期间的最新“入常”策略是什么?是否会考虑“四国集团”之外的其他“入常”可能?就叙利亚问题,德国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本报记者11月4日独家采访了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彼得·维蒂希大使。
本报记者:德国在本届联大期间的最新“入常”策略是什么?为何是这个策略?它和德国在上届联大期间的“入常”策略有何不同?
维蒂希大使:德国认为,安理会必须保持其在多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都需扩大范围。安理会独一无二的原则合法性和不可或缺的功能,使它必须是一个能足以应对各种和平和安全威胁的机构。
然而,安理会目前的构成并不能反映当今世界的新现实。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141个国家先后加入联合国,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安理会依然和60多年前一样,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的国家没有在安理会中被充分代表。而《联合国宪章》清楚地写着,对联合国有巨大贡献的国家应成为安理会成员国。
德国今年的“入常”策略没有太大改变,依然会与“四国集团”一道为一个“更具代表性、更平衡的安理会构成”而努力。
记者:您对实现这一策略有多大信心?
大使:我们必须保证使安理会能反映21世纪的新挑战。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安理会,增加“常任”和“非常任”两类成员国。正像非洲伙伴和其他相关国家一样,德国和“四国集团”对这一扩大模式非常支持。
德国非常乐观地看到,现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同样认为有必要改革安理会。
记者:鉴于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等“咖啡俱乐部”国家)反对四国集团“入常”,德国是否会因此考虑其他可能的“入常”方式?其他选项会是什么?
大使:成员国是联合国的核心,因此在推进安理会改革的进程中它们的作用无可替代。有鉴于此,每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当然都备受欢迎。然而,我们不应误解这一基本原则,反对意见应该被恰当地采纳。成员国发起的改革进程应成为一个平台,通过它来获得对安理会改革的最大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扩大安理会两类成员国。为此,我们可能会考虑折中方案。但任何折中方案都必须建立在有利于增加两类成员国的基础上,并有助于成员国通过一系列协商最终实现两类成员国的增加。
记者:关于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和中国在10月4日对安理会的相关提案投了否决票,德国随后表示将会对叙利亚当局施加新的压力。德国下一步就此会采取什么行动?德国将会施加什么样的“新压力”?
大使:从德国角度看,安理会在10月4日没能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德国本希望能在更早阶段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决议,因此德国对一些安理会成员国对决议投出否决票而深感失望。由于这一否决,安理会没能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这样的强烈信号,即他必须停止杀害其人民。
一些安理会成员国希望通过双边层面的努力来改善叙利亚局势,但并未取得什么进展。
目前,德国正在密切关注阿拉伯联盟正在就此做出的外交努力。从地区层面来解决叙利亚问题,至关重要。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将根据阿盟外交努力的结果来决定。
德国之所以如此关注叙利亚问题,是因为任何人的诉求和愿望都不应用坦克、子弹和酷刑来回答。叙利亚未来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通过由叙利亚人领导的、有意义的政治进程来实现和平。德国鼓励政治对话,但如果有必要,也将继续推动对那些镇压其人民并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的人实施制裁。
记者:你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德关系和两国在联合国的合作?
大使:我认为,中德两国关系在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好。中国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在其他领域,如文化、科学、环境等,两国合作关系也不断加强。但在人权方面,两国的基本分歧依然存在。
中德两国的政府、机构和部门之间,已建立起紧密的对话与合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德国代表团当然也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有经常性的往来。
今年6月举行的第一轮中德政府间年度磋商,对中德两国而言非常重要。中国总理温家宝应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率领13位部长访问了德国。这一政府间磋商及其后展开的一系列相关合作,清晰地表明了中德两国政府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
本报纽约11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