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不能没有立场和想象力

    前些年在一张报纸上读到李静的文章《他们读懂大江健三郎了吗？》，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文章不长，一派冷眼反诘；作者伸出手指像是划出一个长长的问号，不乏调皮和探询的意味，这给我留下了直抒胸臆和气度不俗的一种印象。

    此后我开始留意李静的文字，她的社会批评、艺术评论、书评、文学自由谈，几年下来已读过不少。还读了她若干叙事作品和尚未发表的剧作。李静是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作者中最不油滑的那类人。她的文章有北方人的率直，热烈而不事雕琢；用孙郁的话说，“无逢迎之态”，“有独行者胸襟”。她好像是个生来具有批评精神的人，是那种能够给人带来影响和促进的人。

    《捕风记：九评中国作家》出版了，我觉得很值得推荐。李静的批评文章涉足的领域较宽泛，虽非多产，也属于精力充沛的类型；我最为关注，认为她写得最出色的还是文学批评。她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思考，在文学批评中似乎最能得到剀切表述。她那种质朴直率（甚至是鲁直）的文风，真挚开怀，不留余地，却显示机敏的审视和洞察力。这样的文风不简单。她并不是通过疏离来表达她的机智。《捕风记》收录的九篇文章，能够代表她最近十年文学批评的成绩。推荐此书的一个理由是，我赞同《未曾离家的还乡人》、《不冒险的旅程》等篇所表达的立场和观点。我自己也许写不出《不冒险的旅程》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我读过多遍，在书页上勾勾画画，每一次重读都有感悟和心得。

    《捕风记》论述的九位作家，分别是王小波、木心、莫言、贾平凹、林白、王安忆、郭宏安、过士行、林兆华。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李静本人的关注和兴趣，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反映中国大陆文学创作的现象、心象和气象。

    这本书还让我看到批评的一种想象力。人们对批评的想象力谈得比较少，以为这只是一项纯理智的工作。允许我望文生义的话，“捕风记”这个书名似乎也可理解为“捕捉风景的一系列记录”。在作者穿越的那片区域，周边的风景呈现某种隐匿状态，让人听得见呼吸和心跳。文学批评的原始欲望，乃是缘自阅读的追踪和凝视，犹如穿越一片象征的森林。因此，批评家也是探索者，寻找开启思想和想象的那把钥匙。在李静捕捉风景的记录过程中，我看到了她的焦虑，她的漫游和摸索，也看到了她的愿景和成长。

    因此，这本书展示的独特面貌，是将它的来龙去脉和优缺点一并奉献给读者。它没有学院派的四平八稳（随便捡个芝麻也要吹成气球那么大的恶俗职业病），没有体制内文学的窃窃私语的行规和帮规（那种有“书记”、“主席”、“秘书长”的奇怪文学体制），没有咱们名士大腕年富力强的那股子聪明劲儿（抖一抖所谓的“民国范儿”就足以垂范世人）。李静追随的是已故作家王小波。嬉笑怒骂的温柔心肠与她最为契合；启蒙主义的自由精神乃是她智性生活的初级和终极。她认为：“文艺批评的本质不是学问，而是哲思；它的起点和终点不是知识之钙化，而是心灵之开放。”阅读书中每篇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我感到作者所谓的“心灵之开放”，既带有她对文学以及批评活动的自我认知，同时也带有一种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新生的祈愿。

    《捕风记》是一本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论集。在大陆文坛（包括院校学术）日益蜕变为利益切割场所的今天，西方的汉学家和国内读者，越来越认为这里的文学不值得认真对待。作为批评家的李静，她采取的是一种较真求实的态度，对其身边的创作予以深入关怀。她的分析总是无一例外的专注和细致，注重作品的审美表现及其精神内涵，试图揭示当代创作的内在图式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的启示。

    例如，论及贾平凹的近期创作，她指出：“……《废都》之后不见了他早期的纯净诗意，反被丑陋、肮脏和琐碎的意象充满。这是贾平凹基于自身对现实的认知与责任感而形成的‘审丑美学’，是他对‘现代意识’的理解与实践。但由于其作品几乎消弭了写作主体和叙述对象之间的观照距离，使‘审丑’的‘审’已让人无法察觉，而只剩了‘丑’，以至于其生命感与明清说部‘宣扬秽德’的‘猥黩’相近。”

    谈到王安忆的“世俗叙事”，她认为作家侧重的是“个人空间在被挤压中的相对完整性”，这是对“民间的相对独立的价值系统”的一种诉求；而所谓的“永恒”“日常性”，实质不过是文学的“一种顺时应天的虚无主义认识”，意味着“个人与历史的脱节”；而“这种‘脱节’，这种个人对历史的逃离，本是不自由的个人上演的不得已的惨剧，也可被看做一幕幕锥心刺痛的悲剧，但终究不是自得惬意、自我选择的喜剧。遗憾的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所流露的恰恰是最后一种含义”。

    对贾平凹、王安忆创作中的“自洽”现象所做的分析，给人的启示多多。李静直觉过人，用力甚勤；她的巨细靡遗的分析条贯流畅，可圈可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冷静褒贬和读解，这是试图赋予当下文学活动以倔强的主体意识，成为其行进过程中的必要反思和一种力量的推手。

    李静的评论，诚如她自己所言，表达的是对我们大陆“自身创造力生成”的一种关注；将这种创造活动置于“高级意义体”的注视之下，寻求其“自我完善”的可能性。我把李静的批评看做是新一代人的自我寻求的心声，寻求“我们民族传统中无法找到的理性、独立与自由的主体性力量”。

    这种自我的冒险、寻求和启蒙，在大江健三郎的笔下，已经成为深度发展的主题；而他把它看做是对鲁迅传统的继承。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参照。李静的那篇充满反诘却没有提供答案的文章《他们读懂大江健三郎了吗？》，不知是否想要表达这样一个相似的吁求？也就是说，身在母国和母国文化的环境中，必须从批评的立场出发，塑造文学的想象和观察的崭新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