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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女孩于若兰只有13岁。照片中的她扎着一根长辫子，两只手调皮地放在头顶上摆了个兔子耳朵的造型，天蓝色发卡和鹅黄色羽绒服就像她的青春一样，明亮得有些晃眼。
11月18日下午，她从六楼楼顶跳了下来，变成了镜框里只有黑白色的一张遗像。
于若兰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信息，但家人怀疑，她的自杀和体罚有关。这个女孩曾对父母几次说起，由于没有写完作业，老师把她的课桌搬到教室外面，还罚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蹲起”，当天写不完做100个，第二天200个，再写不完，就是400个……
那一次次短暂而又机械的蹲下、起立，就像于若兰生命的写照：向上的成绩、向下的童年。这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大概承受不住这样的屈辱。一次“蹲起”后，她爬上六楼，跳了下去，彻底结束了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
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那么，让我们任性地把时针往前拨一拨吧。就在一个月前，于若兰还活着，也许正当着同学们的面，费力地站起来。她一定不会知道，在安徽阜南，有两个跟她年龄和经历相仿的小姑娘，周周和小梦（均为化名）正站在教室里，准备打开一瓶“敌敌畏”。
“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我好累，她们都不理解我，不想活了。”黑板上留下两行充满稚气的遗言。
由于学习成绩下降，周周和小梦成为数学老师眼中的“差生”，俩人的座位被安排在了教室后面，“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她们很怕这位“眼睛瞪得大大”的老师，因为她常常让人罚站，还爱奚落人，“给你们上课完全是浪费时间”，“学习这么差，还看课外书”。怕影响全班成绩，有时老师索性不让“差生”参加考试。
周周和小梦觉得自己被这个冷酷的世界遗弃了。在与老师又一次冲突后，周周决定自杀，小梦说和她一起“走”。
比于若兰幸运的是，她们最终醒了过来。只是在那个一切都按降序排列的教室里面，又会有多少不断坠入噩梦的童年。
可数学老师也觉得自己挺委屈，因为教育管理部门就是这样要求她的。优秀评定和教学成绩挂钩，“我很努力了，但这个班成绩还是差，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
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人就可以酿成的。只是要知道，在成人和孩子的冲突中，受伤害最多的，一定是其中的弱者。
其实分析起来，悲剧的原因也并不复杂。本来和情感高度相关的教育事业，如今被名次和分数替代，变成了冰冷的考核指标。在这套评价体系中，学生被异化为产品，老师被异化为监工，监工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变成了客观冷静地去评价某一件产品是否符合生产要求，而非生产要求能否为这个特殊的产品服务。
这条单向度运转的履带上产生了太多“残次品”，因为能进前十名的学生实在太少了。这条履带有序地运转着，它无言地揭示了一道单选题的答案：要么向上，要么向下。
于若兰无奈地选择了向下。那天下午，她失踪几小时后，家人在楼顶发现了她的外套，还有躺在楼下的那个冰冷的身躯。这一次，她提前完成了这份人生作业，再也不用挣扎在“蹲下”和“起立”之中了。
履带不会因为一次“事故”就停下来。于若兰从六楼跳下去时，周周和小梦的日子终于开始向上了。
自杀事件发生后，小梦转到私立学校，周周回农村老家读书。在新学校里，周周很招老师喜欢，因为之前的那所小学是县城里有名的学校，教学质量好。周周在这里名正言顺地成了“好学生”，老师打算让她担任班长，还不忘嘱咐这个女孩：学校里有几个调皮的男生，少跟他们来往，免得把学习成绩拉下去。
可一个月前，她就是老师口中那个会影响别人学习成绩的“差生”。
看，履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