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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
20年后，2010年9月28日下午2点30分，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在香港举行。当日下午和晚上我在旅途中，不能即时得知投票结果。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预测国美争夺战的结果，那天早上4点我起来给《中国青年报》写专栏。我说，黄光裕当胜。结果我错了：在8项议程中，黄光裕家族输掉了7项，没能拿掉陈晓的国美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在第二天的媒体上，多是《黄光裕惨败》之类的标题，唯有《中国青年报》孤零零的《黄光裕当胜》，挺寒碜的。
我之所以坚信黄光裕当胜，没有法理或舆论方面的考量，唯有种种迹象表明，黄光裕得到庇护，否则，如何能以戴罪之身，在铁窗里纵横捭阖号令商场，拉票拜客操控国美如履平地？国美是香港上市公司，法律规则相当完善，如何干预？我不知道。但行政力量总是笑到最后，这在中国30年的股市历史中盖无例外，类似冥冥中万能的上帝——谁敢说，这一回上帝会输掉？
果然，虽然黄光裕在香港输了一阵，半年后，走的是陈晓。如今，黄光裕仍在服刑，身体欠佳；黄妻杜鹃确已出狱，勉力支撑。日月如梭，天凉好个秋。
股爷胡颂华从不炒股
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股票早于沪深两市10年。这物件不是高科技，不算大制作，是红砖。那时大家都盖房子，红砖稀缺。抚顺红砖一厂要想扩大生产需要资金，如何筹集？胡颂华当时是抚顺人行的一个信贷员，他看到了一本介绍外国股票的书，于是他操持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发股票。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发行，被企业认购一空。两年后红砖股票被陆续收回，不付利息。细想，这股票哪有收回的？所以，红砖股票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股票，更接近债券，且是定向发行的债券，甚至像农村集资入股。
30年后，2010年夏天在央视镜头面前，胡颂华言谈舒缓，淡定无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这个操持了新中国第一只股票的胡颂华说：我不炒股，我没炒过股，我这么大岁数了，脑袋不会用了，我儿子在那屋里炒股呢，我姑娘，他们都炒。如今胡颂华还有一张红砖股票，成文物了。而那个抚顺红砖一厂由于地处采煤区，整个砖厂已经塌进去了，沉到地下了。
这让人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一秀才当了土匪，做军师，立下若干规矩。某日，土匪老大的叔叔强奸了一民女，秀才决意要杀匪叔，老大拗不过只好斩。老大那个气呀，照着远去的秀才开枪。迎着夕阳，子弹飘呼呼地从秀才耳边飞过，落在灿烂的田野。秀才不回头，蹲下，折了个野花，闻，神马都是浮云。如此一极品男人怎么个结果？某日擦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
赵希友中南海卖股票
1988年7月，金杯公司发行股票，连哄带劝。金杯董事长赵希友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9月8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在国家体改委办公地22号院支上桌子卖股票，共卖出2.7万元。国家体改委与中南海还隔着一道墙，但9月1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南海里购股票》。当然这不确切，疑似“一位接近中南海的人士透露……”当天总理办公室查问下来：“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
在中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股票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姜昆说相声“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但这只能是相声。
赵希友到北京写检查那是必须的，但这并没有挡住1992年10月9日华晨金杯股票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从开盘价16美元上扬至20美元（这背后有仰融的操办，那人日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景）。只是，赵希友又被叫去做检查，有组织无纪律。今日众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撞得鼻青脸肿，但几近20年前，愣是被金杯这样一个小伙计拔了头筹。2007年，华晨金杯在纽约退市。英雄末路，夕阳鸽哨。
万科王石青涩执拗
王石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组织的怀抱。1986年深圳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王石大喜，是一个让万科独立的机会。母公司亦大怒，断然拒绝。王石托关系去找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这似是王石走关系鲜见的事例之一。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企业老板。但这并没有给他赢得掌声。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王石立马被口水淹了。王石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万科宣布在未来3到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2008年12月31日，遵道学校交付使用。一寸光阴一寸金，1300多个孩子，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
王石一直与他所处的环境若即若离，尴尬的青涩，孤独的标杆。好在资本市场成为万科发展的不竭动力。万科每一次大扩张，每一次度过危机，都仰仗于资本市场。这种若即若离的青涩轨迹能够发生并继续下去，也显示了中国梦的广袤涵养力。
尉文渊蹦进上交所
1990年5月，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海外宣布，上交所年内成立。上海的干部听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说法时急坏了。正此时，蹦出个尉文渊，35岁。11月尉文渊正式被任命为上交所总经理。
当时上交所第一次开理事会，大家在争理事席位。这时上面不高兴了，说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上海人行居然不往上报。也许当时上海人行并没太看重上交所，一个下属单位，买瓜卖菜的三产的意思，总经理自己还不就定了？后来给尉文渊补报了个手续。
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后，尉文渊去职。离开上交所的第二天是周六，早晨起来突感到不用上班了，空空的不知该干什么了。于是尉文渊把丘吉尔的《二次大战回忆录》完整地看了一遍。蒙哥马利算什么？巴顿算什么？还是丘吉尔、罗斯福能决定大势，决定命运。尉文渊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政策”：不在体制内任职，不去外资机构，3年内不进股市。“和同龄人相比，我有机会去成就一番事业，应该满足了。”说不清是尉文渊操持成了上交所，还是上交所成就了尉文渊。
杨百万赚了钱先讨说法
杨怀定自称是中国证券业的社会基础，名片上印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1988年他买卖国库券赚了一笔钱，马上干了三件事。第一是去金融管理部门要说法，“我在银行买卖国库券，究竟合不合法？”回答得也很含蓄：“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你说合法不合法？”第二是找税务局的人咨询纳税的事。税务人员一时语塞，想想后说：在国外是要抽交易税的，但我国的交易法还没有出台，不用纳税。第三是从公安局管辖的保安公司请了一位保镖，“以后出了问题，公安局管的人跟我一起做，就没大错。”
李灏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票发行爆市事件。2008年，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做了详细披露——
“到底出事了。我说，大家有什么好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就这样定了，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事后我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事后调查组查出，内部截留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12月16日，市长郑良玉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随后李灏也回北京了。
刘鸿儒坐上火山口
刘鸿儒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曾在东北人民大学读书和任教，他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作过系主任，留苏拿了博士，可到人行的第一个工作是做会议记录，连写会议简报的权力也没有。”
1986年11月13日，中美金融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尔街大亨租用美国太平洋卫星向美国国内转播。美方有前国务卿罗杰斯、前商务部长及纽交所董事长凡尔霖等头面人物出席，有20人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一位，就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刘鸿儒1992年10月任证监会主席，不到3年，1995年“327”事件后离任，他说：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因为这就不是市场了。
高西庆大笑复嘬牙花
高西庆和王波明在美国读了书，想把交易所带回北京。结果，高西庆进了体制，王波明潜伏在体制外操持“联办”。
证监会建立之初，高西庆下功夫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前后都能够对得上”。法制局的人说，这一章没什么用，谁也看不懂，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的事。高西庆反对也没用。1993年4月《条例》出来了，半年后，9月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半夜，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说《条例》无法套用。高当时正在纽约，大笑：“怎么这么快！”
2000年11月某日，我与高西庆对坐，有电话来，显然是一基金老总，抱怨《基金黑幕》。看高西庆的表情，极为难，嘬牙花状。高说：如果失实，你可以告它呀，人家是传媒，有这个权力呀。此时高是证监会副主席，副部级。
陈峰占尽资本便宜
海南省副省长鲍克明抓住陈峰主持海航，开办费910万元人民币，不够买半条飞机翅膀，其时1990年5月。
靠租飞机晃了1年多，海航跑进了海南省政府的32家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试点行列，股本金变为2.5亿元，国家股被稀释，只占总股本的5.3%。陈峰给美国人讲故事，1995年7月海航与美国航空有限公司达成募集2500万美元购买海航1亿外资股的协议，占海航总股本的25%。1997年6月，海航7100万B股在上交所上市。1999年10月，海航2.05亿元A股在上交所上网发行。在STAQ系统，1993年6月海航9605万法人股上市，这是进入STAQ系统的最后一家；及至1999年海航在A股上市，海航又第一个逃离STAQ沉船，胜利大逃亡。
海航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却腰包鼓鼓。海航的发达，几乎全靠资本市场。其间，像陈峰这般左右逢源机遇占尽者，几无出其右。
万国管金生虎狼之啸
把一个硬币扔起来，猜猜是国徽还是数字？万国证券管金生猜错了，对他的惩罚是17年的牢狱。1995年2月，管金生要猜的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是不是要加息，这一期国库券的代号是“327”。2月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这对管金生来说是晴天霹雳，生死抉择。下午4时22分，万国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争分夺秒连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40元。万国证券瞬间从亏损16亿元变成盈利42亿，而多方从挣了8亿变成穷光蛋。全场目瞪口呆！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有国债利息浮动利益空间巨大的诱惑，有国债期货金融工具提供的可能，管金生及他的对手们体内的本能暴躁起来。怎么形容这种本能呢？实在不是对管金生们的不敬，而是找不到更生动的比喻——比如一条饿犬抓住一根骨头，粗气大喘，喉音低颤，两眼凶光，此时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包括它的主人。这叫“护食”。
管金生输了。上交所裁定万国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如果是万国的对手中经开输了会怎样？——不会的，没有人会相信。股份制的券商万国，怎会赌赢财政部的亲儿子？2000年7月，有人在上海一间监狱里见过管金生，说进去5年了，管金生已不像刚开始时的躁怒，心态平和多了。2003年后，管金生保外就医赋闲。
阚治东狂炒陆家嘴
阚治东掌控的申银证券在“327”事件中幸免大损。阚治东是个温和的人，并不十分喜欢与人拼斗。管金生倒了，万国尽入申银囊中，阚治东被成为上海证券界第一猛爷。
1996年9月，深市交易量一下子超过沪市，此时阚治东在加拿大，接到电话说领导到申银证券现场办公，要求申银万国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多做贡献，把自营的盘子加大。阚治东回国后申银开始炒陆家嘴，阚知道这样做危险，于是紧勒着缰绳，要求每天拉升两毛钱就歇手。但领导不高兴，送他一个“阚二毛”的外号。这样，阚治东被逼上梁山成为“猛人”。终于，高层坐不住了，一团团冷风吹来，《人民日报》评论员也连声喝道“不托市”。沪深两市满盘皆绿。
阚治东的命运半年后有了结果。1997年6月，阚治东被免去在申银万国的职务。阚治东说自己“领导责任肯定要负的”。其实他自视高了，他要负的是被领导责任。阚治东投入地笑一回，忘了自己。2006年3月，阚治东因南方证券案被拘。在看守所要裸体检查，阚刚迟疑，一个看守训斥道：“怎么，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老总？给我蹲下！”
张大生死因诡异
人人都知道上市好捞钱，眼瞧着就赶不上这拨儿了，赶紧找人做手脚吧。大庆联谊是这样做的：向体改委请示成立联谊公司，将请示时间倒签提前3年，批复时间也倒签提前3年；工商局修改发放营业执照的时间；证券登记公司向证监会提供假情报，比如虚报1.6亿元利润；帮忙的还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主承销商……
能让这么多猫围着自己转，大庆联谊董事长张大生本事老霸道了。1997年4月，大庆联谊果然上市了。为了感谢这许多猫的帮助，张大生从500万股职工股中拿出200万股外送。大庆联谊股票发行价是每股9.87元，上市后平均价位在23元，是个香饽饽。后经查实，大庆联谊共送出94.15万股股票，1094万余元溢价款，涉及中央国家机关、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大庆市共76个部门和单位的179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4名，厅局级干部17名，包括大庆市原市长。
诡异的是，当年正送着股票，1997年11月，张大生突然病故。但据说，张大生不是病故，是伤故。大庆联谊上市后的首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夜，张大生突遭枪击。张侥幸未死，但住院20多天后，出院前猝死。
曾荫权负重港股保卫战
1998年8月，国际金融对冲基金强攻港股，抛售港元达460亿。香港金管局奋起救市，到10月30日，香港恒生指数重返万点大关，港股保卫战结束。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率众交战，也承担着道德的考验。战事将完，曾荫权写给在加拿大弟弟的一封信公开了：“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因这政策决定被判上了破坏自由经济的罪名。面对种种指责，我当然不好受。你知道我向来奉行自由经济，因为我认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香港是投资者的天堂。但试问一句，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受人操控，令利率和资产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更令市民、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终日人心惶惶，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脱钩，这是我们所愿意见的自由经济吗？”
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人质案造成香港游客8死7伤。其时曾荫权任香港特首，他亦以家书的形式表达哀思，宽慰人民。
善庄吕梁人间蒸发
2001年1月1日晚，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的家中，吕梁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他坐庄操纵康达尔（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重组，最终一泄千里的故事。吕梁又名吕建新，记者出身，玩媒体于股掌之间。1999年春，吕梁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讲政治，做大势”，堂而皇之地为自己抬轿子，据说最多时吕操纵的资金达54亿元之巨。吕梁自称为善庄。
从1月1日见了记者之后，吕梁一直坐在自己家里接待友人，接受采访，整理文件，写作。据说，春节前他已写了6万字。但是，当公安人员找他时，他失踪了。在他的办公桌上，有几张纸，写满了经常往来的记者的姓名、电话。害得公安还得向记者打探：吕梁去哪了？
在中国股市中，庄家有之，赚了钱跑到国外买房子买地过日子的也有。笑嘻嘻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庄家，然后就失踪了，吕梁是第一爷。
吴敬琏是不是地球人
吕梁毒化了股市空气，吴敬琏拍案而起。2001年1月13日，吴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把中国股市好一通说，后被概括为：中国股市像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中国股市市盈率太高。吴敬琏成了唱空的代表。
很多人对吴敬琏不忿。过了春节一开市，股市连拉阴线，一些股民在网上指斥吴敬琏把股市打下水，断人财路。其实，大多数股民是同意吴的说法的，也痛恨黑庄鱼肉散户，但也反对吴讲话造成的后果。脑袋想长远，屁股坐眼下，屁股永远指挥脑袋。2月11日，被号称股市唱多派的梦之队出场了，厉以宁、董辅礽、肖灼基、吴晓求、韩志国5将出马研讨会，引得记者把个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严格说，研讨会上唱多派的发言言之有理，但这五对一的形式一出现，唱多派就输了，大家同情弱者，形式突然就决定了内容。
不论是学者还是传媒或股民，大家都痛恨政策市，都在理性地批判政策市的弊端，但在做事时，又无不在瞄着政策，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或曲解政策，去放大政策的能量。吴敬琏动了感情：碰到中小投资者不能理解我时，我就常常忍不住引用捷克一位新闻记者伏契克的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疑似上帝的声音。媒体的回应是：吴敬琏是不是地球人？
刘姝威600字打破蓝田神话
2001年11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给《金融内参》写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之后各家银行纷纷停贷蓝田，蓝田股价一路下跌。12月13日，刘姝威接到蓝田集团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法院的传票，案由名誉侵权，索赔50万元。刘问法官，你知道《金融内参》是什么密级的吗？报送范围是什么？法官愣了，说知道。刘说，你们怎么能拿着蓝田窃取的国家机密作为证据来立案？12月12日《金融内参》软了，声明说“本刊第16期刊载的《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一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2002年1月，蓝田瞿兆玉被拘。
赤裸首富丁磊尖叫
2003年10月13日下午3时59分，网易(NTES)股价雄踞70美元高位。丁磊是网易创始人，32岁，58.5％的控股大股东。70美元股价时，意味着丁磊的财富达91亿人民币。与中国以往的富豪相比，丁磊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开拓网络新空间，寻找挣钱的新天地，不像传统的房地产商批地拿贷款盖房子；他们交到NASDAQ的财务报表面临严格的监管，不像此前红色、灰色甚至黑色资本家的发家史，其中总有一些不宜为外人所知。丁磊们是赤裸的，从投资、运营到发财，丁磊们都是干净透明的，是没有原罪的理直气壮。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丁磊们是第一批纯粹的市场经济新生儿。
陈久霖巨亏5.5亿美元
2004年11月，中国航油股份有限公司在石油期货交易中损失5.5亿美元，陈久霖被新加坡初级法院判刑4年。2009年初陈久霖出来了，他第一个感觉是委屈，责任不应一人承担，中航油做石油衍生品交易，是经过集团董事会、证监会和民航局批准的。2010年，陈久霖出任中国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名字也改为“陈九霖”。国家不仅兜下了中航油的亏损，也兜下陈九霖这位爷。
杜双华借股市出难题
日照钢铁集团先前乃民营钢铁大佬，然而日钢难逃被国企山东钢铁重组的命运。风声日紧，2009年5月杜双华急购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股权，后开源控股以52亿港元的高溢价收购香港誉进发展股份，而誉进间接拥有日钢核心企业30％的权益。几番腾挪，日照钢铁的30％成了香港上市公司。这就给山钢重组日钢出了难题，上市公司要以股票市值作为并购价格的依据，而不能以企业净资产价值为准，这意味着山钢重组日钢要掏更多的银子。日钢的评估价为242亿元，杜双华认为应为280亿元。杜双华借着资本市场给政府出难题，但政府决心依然。到2010年底，早已过了山钢重组日钢的期限，因为山钢没钱。
从此王健不上会
1989年10月王健去职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一肚子气。之后他被“绑”去，和禹国刚携手筹建深交所。1991年7月10日深圳开救市会，会上王健突发大面积心梗，从此退居二线。
1992年王健成为证监会发行委员会的首批委员。王健回忆说——第一次让我去北京开审批会，第一天就给了十几家上市公司的资料，资料里还夹有某领导的条子“我认为这个企业不错”，暗示让评审会过关。我还就认真看了这个公司的材料。第二天我没客气，说“既然有领导条子，我们还走什么形式，不用审算了”。那是家吉林企业，拼凑业绩，我坚决反对通过。第三天我还是不同意。以后再也不让我去开会了。
之所以把王健列为此文最后，是因为2011年9月27日王健病逝，享年61岁。读书到20岁，工作20年，退出江湖养病20年，一个人能干事的时间真不多。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股爷天下》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