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创新与文化惯性

    认识文化惯性，找到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之间的纠结，从而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对解开当前中国改革有些“走不动”的纠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要不断深化，体制要不断创新。

    然而，在体制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让人有些迷惑不解的问题：有些体制创新，不按我们设计的方向走，甚至与当初的设计大相径庭；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甚至有时会给我们“意外惊喜”；而还有些体制创新，其发展过程让人捉摸不定，甚至让人无法预料事情最后会是怎样……我们常常在事后“总结”和“剖析”其中的原因，但又往往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些结果的出现，是文化惯性使然。

    文化惯性和它的力量

    一般而言，我们说文化惯性指的是在既定文化形成后，处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这种文化作用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

    笔者认为，文化惯性的内在力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外在地表现出来：

    一是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强大国家的兴起，往往都会在国际上掀起相应的文化潮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文化影响力，而且常常是国力和文化影响力相生相伴。近现代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小国的“大航海运动”和殖民开拓虽然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让横跨整个地球、面积人口数十倍于本土的海外殖民地至今沿袭着“宗主国”的语言和习俗；法国的强大让法兰西哲学、文学、生活习惯传播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中；英国“日不落帝国”的盛况，也让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遍及全球，从下午茶到靠左行车，从司法习惯到教育制度；而前苏联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也一度在世界上掀起了“老大哥”的文化潮流。中国在古代强盛时期，从茶叶到丝绸，从经史子集到四大发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对世界而言不可估量；但到了近代，随着“挨打”命运的降临，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则明显式微了；今天的中国和平发展，不仅全世界到处可以用到“中国制造”，而且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学院”，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迅速提升。

    二是文化的渗透力。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不仅通过武力和美元，而且通过好莱坞、可口可乐和牛仔裤，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都潜移默化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通过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且通过对外援助、互助友好的合作交流、率先垂范地履行国际义务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将中国的和平、合作、和谐理念向全世界广泛传播。今天的世界，美国的“霸权文化”无处不在，而中国“和谐文化”的渗透力也在不断增强。

    三是文化的推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生存和发展时时处在危机之中。日本的“岛国文化”催生了日本的“危机文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日本采取了包括战争在内的扩张发展方式，这种“扩张文化”推动了日本新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旦衣食无忧、生活安康时，中国人又常常把心中的“忧患”淡忘，只有当中国落后挨打挨骂挨饿的现实降临时，“忧患文化”才会推动中国人奋起反抗奋起拼搏奋起追赶，于是才有了抗击八国联军抗击日寇的悲壮战斗……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岁月，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辉煌壮举。

    纵观古今中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惯性既是一种隐性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价值判断，也是一种显性的影响力、渗透力、推动力；文化惯性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小到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吃喝玩乐，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需要变革的时代，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纠结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体制创新是当今变革的最大主题之一。因此，考察文化惯性对体制创新的障碍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障碍，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文化惯性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相对稳固的状态下形成的。因此，从根本上看，文化惯性实质是一种相对“静止”和满足于“维护”的力量；而体制创新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趋向，是一种快速“运动”和追求“改变”的力量，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是一对矛盾。细心考察一下文化惯性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我们发现，文化惯性给体制创新带来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思想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而体制创新带来的则是人们对这种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因此，当体制创新对文化惯性进行冲击的时候，文化惯性的“维护”力量首先就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遭到议论、争论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不断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的缘由。比如，中国几千年政治上的“君君臣臣”、家庭里的“父父子子”、社会中的“天地君亲师”等等，使“官本位”和等级文化深入到了每个国人的骨髓，尽管我们今天一再宣传我们的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但谁也不能消除千年不绝的“以吏为师”、“当官发财”意识。

    一个是行为障碍。文化惯性留给人们的是“本该如此”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而体制创新带给人们的则是对既有习惯和经验的“改良”甚至是“颠覆”，是预期可以“做得更好”的新尝试，而且有时只知道大的方向而不知道具体的路径。

    因此，当体制创新的脚步已经迈出的时候，懒洋洋的文化惯性就会突然醒来加以阻拦，从而形成重重的行为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体制创新举措为什么常常进展不顺、半途而废甚至暴病而亡的原因。

    比如，我们进行反腐倡廉的体制创新，执行起来总是不到位，仅拿公布官员财产一项来说，别说是县长市长省长，就是“村长”镇长，要真正实行就比登天还难。其实，操作强度并不大，但阻碍操作的“潜规则”文化、士大夫文化等等的惯性就会联合起来进行“围剿”。

    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

    文化惯性会给体制创新带来障碍，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化惯性面前就对体制创新无能为力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文化惯性推动体制创新呢？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惯性的客观规律，不要让体制创新违背规律。文化惯性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一种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但可以认识它、掌握它。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违背文化惯性的规律时，我们就应当反思这些所谓的体制创新的可行性；当我们的某些体制创新遇到文化惯性的阻挠时，我们则要运用文化惯性来改良体制创新的设计，使之更符合规律的要求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从而更有序更有效地达到我们的创新目的。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不要让体制创新“走偏”。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惯性的作用也有积极、消极之别，要想让我们的体制创新在健康的轨道上进行，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化解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往往受到的是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居多，所以我们的体制创新常常是举步维艰。不过，这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让我们时刻检讨所进行的体制创新是否正确，从而利用文化惯性的积极作用，推动体制创新朝着更健康更先进的方向发展。不然的话，如果听任文化惯性消极作用的释放，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走偏”。

    第三，要逐步消除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不要让体制创新“休克”。我们不少体制创新的设想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没有正视文化惯性的消极影响的顽固性，往往容易头脑发热，容易急功冒进，结果一个“急转弯”，快速行驶的“体制创新”就刹不住车，掉下悬崖。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整体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进行“休克疗法”，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路子，就是在逐步消除文化惯性消极影响的同时，抓住机遇“赶路”，所以走得又好又快。这是我们进行体制创新的经验之一。

    第四，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不要让体制创新失掉动力。文化惯性是推动体制创新的基本动力，但显然不是让文化惯性自然发力去推动体制创新，而是要大力培育文化惯性的创新因子，在引导和利用文化惯性力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掺入”既符合文化惯性规律又富有时代特征与现实要求的内容，让富含创新因子的文化惯性来推动体制创新，我们的体制创新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