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的人担心生育政策加剧女性就业难

    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这引发社会各界对女性生育权的关注，也让一些人对当下普遍存在的生育难问题忧心忡忡。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386人进行的在线调查显示，75.4%的人表示关注“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受访者中，“70后”占38.6%，“80后”占37.0%。

    66.6%的人担心生育政策配套制度不完善

    “现在经济不太景气，你还是回家歇一段时间吧。”2009年年初，40岁的肖红（遵从受访人意见此处为化名）带着初为人母的喜悦，准备重返工作岗位时，人事主管的一句话让她如堕冰窟。在她休产假的4个半月期间，这家外企已经新雇用了一个财务人员代替了她的工作。

    怀孕期间的加班费一分钱没得到，生育补贴也没发。之前她月工资4000元，产假期间公司只发2000元，理由是“旷工”。肖红不服，找到仲裁部门。公司以要走法律程序为由，扣押了她的人事档案及社保关系。

    劳动争议官司从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打了两年多，肖红的孩子都已经3岁了。今年10月底，经过法院判决，肖红才拿到公司拖欠的工资3万元，被扣住的档案也退回了街道。

    由于档案被扣，两年来肖红一直没找到稳定工作。失去了收入，打官司又差不多花了1万多元，家里的开销只靠老公一个人。老公很不满，觉得肖红是“惹事精”。孩子、家庭、工作，这一切让肖红身心俱疲。

    之所以拖到40岁才要孩子，肖红就是怕影响工作，不敢生，结果最终还是难逃这一厄运。如今已43岁的肖红只能重新找工作。“这几年，我一直在煎熬中度过，但一点也不后悔生了孩子。我是失去了很多，但起码有了孩子。”

    诉讼期间，肖红认识了不少有类似遭遇的女性。她发现，女性权益在很多方面都会受到损害，比如，怀孕期间被迫加班，搬东西、干重活等等。一旦在怀孕期间或生孩子后被辞退，生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导致家庭矛盾。

    生育政策能否真正保障女性生育权？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表达了担忧：66.6%的人担心“配套制度不完善”，55.7%的人担忧“难以落实”。

    深圳某民营公司人力资源经理陈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校园招聘公司最后要了7个人，全部是男生，连一个女生的简历都没看。“现在企业用人成本太高了。女性一生孩子就要脱岗，一请假就是半年，会耽误事。”他担心，本来应该由社会或政府担当的责任，现在都压到企业头上，这会让用人单位对女性越来越挑剔。

    调查中，63.0%的人担心生育政策会让“企业不愿招收女性，加剧女性就业难”；54.9%的人担心“企业在一些重要岗位人选上更倾向于男性”；44.7%的人认为“企业会压低女性工资来节约生育补贴成本”。

    影响青年生育决策的首要因素是育儿成本

    26岁的叶子今年5月刚结婚，家里一直催着要孩子，小两口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我刚在主管的位置上做了一年半，担心生孩子耽误晋升，只好一直拖着。早生孩子一是会委屈孩子，没有稳定的生活环境；二是会委屈自己，耽误事业。”

    调查中，75.4%的人感觉近年来女性生育年龄“推迟了”。

    陈先生所在公司女性的生育年龄平均在30岁，若有升职机会，还会往后推。要想让生育不影响职业生涯，很多职业女性只好尽量缩短休假时间。他的一个朋友直到产前一周才休假。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研究员张翼认为，女性推迟生育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第一，女性受教育时间延长；第二，职业转换频率加大；第三，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非常快，年轻人的收入往往不能支持婚育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第四，婚姻不稳定因素也增加，青年闪婚、闪离、不婚的比例在增加。

    在张翼看来，女性最好的生育年龄是25岁左右，生育时间越迟，对身体的伤害就越大，恢复期也会比较长。所以产假应该适当延长，让母子有一个长时间的接触，也能提高母乳喂养率。从世界各国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产假时间越长。

    影响青年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调查中，“育儿成本”排在首位（81.7%），其次是 “生活压力大，无暇生育”（69.1%）。此外，还有59.0%的人担心“工作太忙，没人带孩子”；52.3%的人表示是“住房条件”；44.7%的人表示是“计生政策”；40.4%的人“担心生孩子后在职场被边缘化”；28.6%的人认为是“青年不愿意承担育儿责任”。

    73.7%的人建议明确细化产假工资待遇

    我国保障女性生育权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潘锦棠看来，我国保障女性生育权是有制度保障的，但制度执行存在很大问题，女工遇到侵权问题时维权成本高，有关管理部门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情况并不鲜见。

    潘锦棠认为，正在修改中的《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一方面提高了对女工劳动保护的力度，比如将产假从90天延长至98天，将保护面扩大到个体经济组织。另一方面，有些规定对女工保护有所削弱，比如“国家鼓励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语气上从原来的“规定”改成了“鼓励”。

    他认为，由此带来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停办育儿设施，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幼儿入托难入托贵，增加家庭负担，影响女性就业。第二，加强对女工的劳动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职女工的同时，也会影响女性就业。“女工劳动保护”费用应该实行“社会统筹”。否则，企业还是不愿多雇用女工，或者压低女工工资，女性公平就业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

    张翼建议，要把政策落到实处，相关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处罚要到位、及时。“现在不少学术界人士在讨论，1000～5000元的人均处罚额到底合不合适。一些劳动者的月工资有七八千元，处罚才5000元以下，企业当然宁愿被处罚，也不愿给女性带薪产假。我认为，应该按照劳动者在职工资的1倍或者几倍来确定处罚数额。”

    “企业现在还没有树立起和员工共同发展的观念。”张翼说，我国企业总认为提高劳动成本就是对利润的侵蚀。“他们觉得休产假就是不干活光拿钱，却没有想到，这关系到全社会的健康，是影响将来劳动效率的关键因素。”

    如何保障女性生育权？调查中，73.7%的人建议“产假工资待遇应该明确细化”，67.6%的人建议“生育医疗报销应该明确细化”，59.6%的人希望“晚婚晚育继续享受增加产假天数待遇”，54.0%的人希望“产假应该进一步延长”，53.6%的人认为要“加大违法处罚力度，敦促企业遵纪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