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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30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819期

人生的路怎样走

本报记者 陈倩儿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30日   12 版)

    司占杰与田星在西双版纳

    云南来的麻风病康复者在天安门广场

    田星、司占杰及其同事走访云南乡村

    编者按:

    31年前,一场关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潘晓讨论”,被视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社会演进,当代青年的人生观呈现何种面貌?精神初恋的果实如何在代际间传递?作宏观概论也许很难,但我们相信,真实的个体故事中埋藏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答案。青年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选择,必然碰触到人生根本的伦理命题,我们向其中绽放的诚挚与勇气致敬。

    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

    直到28岁,田星才第一次把自己推上人生的岔道口,一边是北京、外企、体面的日子,另一边通往昆明、爱情、未知的生活。

    今年已是她来到北京的第10个年头。2001年,她从老家贵阳考入北京大学会计学系,毕业后先从事咨询行业,后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接着留美攻读会计学硕士学位,眼下到了一家外企做财务管理。

    沿着一条“被预设”的轨道,田星“无偏差”地一路走来。直到去年秋天,她遇上一个与自己人生轨迹截然相反的人。

    她那时刚从美国回来,朋友介绍她为一个公益活动做志愿者。田星一口答应下来。等到对方传来活动资料,她心里不自觉地震了一下:“居然还有人在服务这样的人群,麻风病康复者?”

    田星对麻风病的记忆,来自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女主角不幸患病,全村人纷纷主张将她烧死。

    网络的另一端,活动组织者司占杰正盯着田星的简历犯糊涂,一时没搞懂那些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公司。自2002年从云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这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又返回穷乡僻壤,他跑遍了云南30多个麻风病村和数百个自然村落,试图让麻风病康复者被家人和村民重新接纳。

    那一次的活动,是组织一些身体较好的康复者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见到12位麻风病康复者时,尽管看过资料,田星感受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她原本的想象:疾病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身体,使他们和四周格格不入,有人为了掩饰残缺不全的手指,不停地把双手往衣袖里缩。

    “他不怕被传染吗?”看着带队的司占杰自然而亲密地与康复者们接触,田星在心里嘀咕。

    她开始尝试着克服自己的恐惧。在天安门前合影时,她让自己与康复者肩贴着肩。第二天爬长城时,她一路挽着一位康复者的手臂。

    回程大巴上,大家相互传着吃一袋冬枣,田星左右为难。“他们也碰过了,我要不要吃呢?不吃是不是太那个了?”最终,留意到司占杰吃了,她才把手中一直捏着的枣放进嘴里。

    在为期一周的北京之行和随后一个月的云南回访活动中,同样生于80年代初的两个年轻人慢慢靠近。

    在云南,田星跟着司占杰走进麻风病村,司占杰随口问一位康复的老人,是否认得田星。老人马上激动起来:“记得呀,照相的时候你没有躲开我呀!”另一位康复者告诉田星,他原本就像个“活死人”,但去北京时感觉到志愿者的爱护,“又有希望了”。

    “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来往,对他们来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田星猛然意识到。

    去年12月9日,在昆明,晚饭后两人一起散步。司占杰随意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做任何事情,你会去做什么呢?”

    田星心里偷笑,这是她反复想过的。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两年里,她看着身边的同事都“努力、诚恳、愿意奋斗”,期待着“一级一级升上去”,自己却总是幻想“另一种生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她一次次拷问自己,脚步却没有挪动。

    她已经习惯,让心中的声音对现实妥协。高三时,选择理科的她一度迷上三毛的文字,盼望过上“随性自由的人生”,可到了后来,还是自觉埋头作业,“读书读书,不停地读”。全年级800多人,每次大考她总能挤进前20名,最终顺利地走向北大。

    “她形式上妥协了,内心还像文学青年那样,多愁善感。”一个大学好友这样评价她。

    夜幕之下,田星慢悠悠地说出自己熟悉的答案。“我想去地球上不同的地方,认识那儿的人,和他们聊天,把他们的故事一一写下来。”

    司占杰听后一言不发。“喂,你怎么不说话了?”田星纳闷。

    “你的答案,和我的,居然一模一样!”司占杰抑制不住兴奋,吐出了心里话,“我邀请你,和我一同走下去!”

    爱情突如其来,田星跌入了沉默。两个人一路无言,走了半个多小时,她最终点了点头。

    多年以来,她接触的男性大多关心“事业、成功和享受”,眼前的司占杰,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

    而她自己,一直缺乏勇气这样做。当年她选了会计专业,仅仅是为了稳妥地考上北大,就挑了理科生中的一个冷门。上了大学,尽管她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可大家都说好,都说“毕业后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就走了下去。

    昆明定情之后,田星依旧回到北京工作。“还是出于安全感和惯性……”她解释道。

    其实,对这座巨大的城市,田星没有太多眷恋。她原本与司占杰商量,今年年底前就迁去昆明,可对于证明自己是“北京人”的一纸户籍,她又心生不舍。“毕竟这是个稀缺品,只有很少人能够得到,现在我又有机会去得到……”尽管她也说不清,这户口在未来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从北大毕业时,第一份工作没能给她落户资格。如今,海归的身份重新给了她这个机会。今年3月,她开始按程序办理,但手续繁琐,预计要到明年夏天才能把一切办好。

    为了早日与男朋友团聚,田星想过放弃户口,直接辞职走人,但想想自己在北京工作了这么多年,又心有不甘。“明知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但还要迎合它。”她在心里骂自己。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

    “我的风格是,大概认准了,就不顾一切。”31岁的司占杰语速飞快,习惯性地双手比划着。

    在大学里,他读的是经济法。毕业那一年,同学们有条不紊地流入各个体制内单位,最普遍的选择是进国有银行,也有人继续读研。他却投身一家名为“国际专家扶贫组织”的公益机构,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农村里搞扶贫工作。

    “我们都用美特斯邦威的广告词评价他——不走寻常路。”司占杰的大学室友牛正勇至今记得,同学们对司占杰的选择“非常吃惊”,一位教授还忍不住评价:“我们云大出了一个怪才!”

    司占杰的老家在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的北李左村。毕业后头一年春节返乡,大年初一早上8点过,7个叔叔陆续来到他家的小平房拜年。他们把侄子的工作性质询问一番后,坐在小板凳上的闲话家常马上演变成“批斗会”。

    “你弄的是啥玩意?这个工作不中!”四叔很快下了判断。

    其他叔叔依次批判:“法官各个社会都有,你这个工作,以前我没听说过。”“扶贫有什么意思?跟法律没关系的。”“你的才华应该去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嘛。”

    末了,三叔强调更实际的:“你这么好的背景,怎么不去政府单位,你去考公务员呀!”

    在老家,司占杰名声不小。1998年,他以标准分769分夺得通许县的文科头名,成了村子里20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整个家族为之一振。

    在乡中当老师、教过司占杰物理的四叔最高兴,特意花钱租来一部投影仪,在村里放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会后,还办了一场酒会。几杯酒下肚,不善言辞的父亲对儿子嘱咐了一句:“好好学习,以后多挣点钱。”

    奔赴昆明求学之初,年轻人有着与父亲同样的憧憬。他了解到在昆明,律师“一年挣二三十万没有问题”。春节回家,他就拍着胸脯对父母保证:“以后给你们在滇池旁买个小别墅,还可以在花园里种菜呢!”

    可渐渐的,司占杰一边奋力拼搏往前,一边却发现心里总回响着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走在这条路上呢?究竟是什么推着我在走?我不知道!”

    他开始苦苦地进行“自我探索”。偶然了解到云南个旧附近一所村小的学生生活困难后,他和寝室里的哥们儿每人每月出10元钱,5个人一起资助一个孩子完成学业。大三时,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孩子家中了解情况。得知那里的家庭普遍贫穷后,他开始联系朋友,支助乡里更多的孩子。

    他逐渐想明白了,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人的尊严与价值”。可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司占杰起初不了解具体的途径,直到毕业前夕,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中国发展简报》,一份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动向的刊物。

    “啊,原来有NGO(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司占杰突然意识到,就业,除了“当官”与“做生意”之外,还有民间组织这个“第三条道路”。他内心喜悦,自认为自己的选择可称之为“一份伟大的事业”。

    但在老家那个两千口人的村子里,父母却嫌他“丢人”,一时没好意思告诉亲戚邻里,这个儿子毕业后“又跑到山沟里去了”。

    大年初一的“批斗会”后,四叔当晚气得没法入睡,愣是把侄子拉起来训了一夜。在四叔眼里,这个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侄子走上了歪门邪道,“变傻子了”。

    除了强调自己的“热爱”和工作的“意义”外,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再怎样辩驳。春节过后,他心情灰暗地返回昆明。

    一年半以后,司占杰转至另一家公益机构,确立了更具体的方向——让被社会遗忘的麻风病康复者活得更有尊严。

    可爱情之于他,一直显得遥不可及。“我要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我知道可以理解这条路的人很少,愿意一起走的人,就更是碰不见了,直到我女朋友,她很精彩地出现了。”

    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他做什么工作的?”电话里听说田星谈了对象,母亲急着询问。

    “帮助麻风病康复者的。”

    “那钱从哪儿来?”

    “要自己筹款。”

    简单的几个信息,母亲就心里有数了。她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我告诉你,宋庆龄跟了孙中山闹革命,是要受苦的。”

    今年3月初,父母突然来电通知田星——他们坐上来北京的火车了。不久,老两口就在女儿办公地附近租下一套房子,还让她搬去同住。“他们是来看着我了。”田星无奈。

    5月中旬,察觉到“情况紧张”,司占杰飞到了北京。田星父母热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做客。刚开始吃饭,母亲就忍不住发话了:“经济上你到底怎么想的?”司占杰一听,心里发毛,情急之下回了一句:“阿姨您慢慢吃,不用紧张,吃完了咱们再谈。”

    “你还是继续做法律比较好,在中国,你做这个不行的。”饭后,田星父母一板一眼地分析。事先,他们上网把司占杰的工作研究了一番。

    司占杰明白,这等于暗示,“你这个人还行,但工作不行。”他试着寻求共识:“我明白,你们是希望我们好好生活,有正经的职业,稳定的收入……”

    聊着,田星父母看出司占杰根本不打算转行,回了一句:“理想主义害死人呐!”

    第二天,四人共进晚餐后,田星的父亲直截了当地宣布:“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

    田星的父母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考上了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父亲毕业后在一家小型工厂里当机械工程师,母亲留校任教。这对遭遇了时代波澜的父母,心里总有遗憾,所以盼着孩子过上“成功的人生”。“好好学习,将来干一番大事业”,这是他们最频繁的叮嘱。

    女儿刚刚本科毕业时,他们就卖掉了贵阳的两套房产,为她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他们期待孩子海归之后更上一层楼,找一份更“高级”的工作。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他们一度张罗着给她介绍“家里当官的”,好让她“以后不用受欺负”。

    眼下,田星的选择让这对已经踏入花甲的父母充满了失望。“你看你现在,工作这样,恋爱也这样。你努力了这么多年,原来在很多人看来,你都是比别人优秀的,但现在……”待在北京这段时间,老两口的埋怨没停歇过。

    对这种埋怨,司占杰深有同感。他的父亲高中毕业后接受培训,成了一名乡村医生。母亲则在农活之余为家里的诊所打下手。为了供他上大学,家里前前后后花了五六万元。

    司占杰上大一时,大哥意外身故。他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也就承载了父母所有的期盼。

    “让你读书的钱都白花了,那都可以盖两幢楼了!”他工作后,母亲一直唠叨。父母还曾愤怒地打电话到昆明,抛下一句:“你不辞掉工作的话,就永远别往家里打电话了!”

    儿子在电话里一时说服不了父母,急得都哭了。可父母沮丧之极,最后还是挂断了电话。

    无奈之中,司占杰写了一封上万字的家书,用特快专递寄给了父母。他试着用父母熟悉的语言,阐释自己的工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时隔多年,母亲至今记得儿子信中的一句话:“我的工作比盖两层楼更伟大!”

    2004年,司占杰第一次接触麻风病康复者,便感到无法抽身离开。那时,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昆明市宜良县的农村探访麻风病康复者。在荒郊野外一所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前,一个头戴草帽、身穿老式蓝布中山装的老人在雨中呆站着。

    “我忘不了那种神情,可以说完全没有表情,他已经被疾病摧毁得非常卑微了。”司占杰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名叫李光学的老人,年轻时感染麻风病,痊愈后离开了强制隔离的麻风病村,却因村民的歧视而不能返家。过去30年里,他长期离家独居,一个人耕作一整片玉米地。

    司占杰开始联系村长和有威望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释麻风病康复者不具有传染性。他还住进了李光学儿子家中,近距离地动员劝说。不过,最有效的还是“以身作则”。他常常与李光学一同进村,有说有笑地与老人搭肩勾背。一年多以后, 老人终于如愿返村安家。

    为了争取理解,司占杰隔三岔五就往家里打电话,把自己帮助像李光学这样的麻风病康复者的故事讲给父母听。2006年,他甚至把母亲带进了麻风村,让她亲眼看着自己工作。

    行医的父母也渐渐开始关心这些受折磨的人,与儿子通电话时常常问起康复者的近况。可他们对儿子的责怪,却没有停止。

    “不光是我的父母,对整个家族都是很大的打击。”司占杰渐渐明白,他的个人选择原来关系到整个家族。村子里,叔叔们常常明示暗示,这个侄子没去当个有权有势的官,过年时开个小轿车风风光光地回来,这让司家“很失面子”,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无能”。

    母亲明白,亲戚们是觉得“没能沾上司占杰的光”。对外他总是护着儿子,“我儿子不是当官的料,他实在得很,不会说谎”。可回到家里,她还是忍不住为儿子担忧:“你30多了,没房子,没车子,没媳妇,还是穷光蛋一个,这咋弄呢?”

    “该有的总归会有的,至少现在,我还有饭吃。”司占杰总是乐呵呵地回答。父母拿他没办法,只能感叹一句:“拉不回来他了!”

    司占杰相信一点:“人总归要离开父母,心理上实现独立的。”

    我不受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选择独立于父母。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她试图向父母发出信号——自己“态度坚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信号始于一个简单的拒绝。尽管从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田星还是让自己“忍着”,没有搬到父母在她办公地旁边租下的房子。

    可每个周末去看望父母时,听着他们不断表达“失望”和“伤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我最怕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抓住这点,不停地说啊说。”

    对这个独生女儿,父母从小精心培养。当她还躺在婴儿床里时,母亲就用一条红绳,连接着她的小手和挂在床架上的小玩具。只要小手一晃,她就会留意到五颜六色的东西。“她担心我整天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变傻了。”

    她刚上小学时,母亲最爱带着她去爬山,去抓蝴蝶,去认植物,培养女儿的各种兴趣。有次,贵阳突然下了场大雪,中午放学时,本该在上班的父母一起出现在校门口。“快走,我们一起看雪去,不然下午雪就融了!”一家三口在雪地里玩耍的一幕,田星至今难忘。

    可后来,这种爱护和关注渐渐成了负担。田星记得大约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开始向班主任打听她在班里的名次。尽管那时学校并没将学生的成绩公开排名,但她害怕让母亲失望,还是不断要求自己,“下次要考得更好!”

    上了大学,父母依旧敦促她“好好学习”。大一时,她渴望做一份家教,独立赚钱,父母坚决反对。“学习是最重要的,你要零花钱,我们可以寄给你呀!”母亲打来电话说。田星最终罢休,心里却始终耿耿于怀。

    她很少向父母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在一旁仔细研究,她心里却只是“高兴了5分钟”,随即陷入莫名其妙的失落。许多年后,当她坐在北京国贸拥有大片落地窗的办公大楼里时,才明白过来,“人生的空虚,不是通过这样的‘成就’可以填满的。”

    留学美国时,她越发抵触所学的专业,倒是重温起在北大时参加爱心社的热情,进入一家为贫穷儿童提供免费早教服务的公益机构实习。“真的,那是自发的动力。”如今她一字一顿地强调。

    对这一切,父母知之甚少。他们只是感觉,女儿离他们越来越远。一次父亲对她唠叨生活小事,田星不耐烦地顶了一句:“你不用管我了。”晚上二老散步回来,母亲偷偷对女儿说:“你爸刚才哭了,你这样跟他说话。”

    7月初,父母再一次突然来电,通知女儿他们已经坐上返回贵阳的火车。这让田星又陷入了纠结,“我都要被撕裂了!”

    一个田星说:“我让父母失望了,怎么办啊?我的人生好失败啊!”另一个田星却说:“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我这么大了,自己的想法需要得到实现,我不能再被父母握在手里了。”

    拿着几乎相当于父母全部积蓄的钱出国留学时,田星曾想着回国后跻身待遇诱人的投资银行,全力回报父母。可如今她渐渐发觉,用自己的人生去满足父母,“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我只能跟他们说,我不受你们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我就落后再落后了

    田星知道,跟着内心来选择人生,阻力不会仅仅来自父母。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她爱上了有关人生目标与人生意义的书。在一本书中,她读到了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对毕业班学生的讲话:

    “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大概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正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阶层。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了,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田星被这一段不凡的“劝告”深深打动。“但20年,你得做多少选择啊?”回到现实,她依旧定期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谁谁又跳槽到哪儿了”“谁谁谁又升职了”。在这样的聚会中,她获得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学聚会是另一番景象。

    他毕业快10年了,大学里结识的一帮哥们儿,现在大多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有两个朋友在滇池附近的高级公寓里购置了物业。而司占杰继续在昆明租着房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

    刚毕业那会儿,差异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时每月工资800元,他生日约同学聚餐,大家都不让他付钱。“你那个什么国际组织,不就是国际乞丐吗?”兄弟常常开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大学室友牛正勇记得,司占杰那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大伙常常跑去司占杰租的房子里,打地铺夜话一场,众人倾诉职场烦恼,司占杰则说他在农村碰见的各种底层故事。

    很快,聚会的形式有了变化。牛正勇读研后当了公务员。另一室友在银行系统里平步青云,如今已成为支行副行长。同学碰面的地方,渐渐转移到高级饭店与KTV。吃饭之余,大家习惯性地一轮一轮碰杯敬酒。

    “同学之间越来越有客气的一套,他们已经练就了,觉得是自然的,我就越来越不自然了。”司占杰更怀念从前一群小伙子挤在宿舍里,煮碗面条,围着电视看央视科教频道的日子。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就步步领先了。”司占杰有些自嘲地笑道,“我就落后再落后了。”聚会档次越来越高,他“付不起钱”,也不习惯总让别人付钱,一度常常缺席同学聚会。

    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际能力非常强,挣钱肯定没问题”。2007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毕业回国,抵达昆明的那一天,一群哥们儿开着车,齐刷刷地在火车站接他,然后“怂恿”他马上到联合国机构工作。

    这样的期望不仅在朋友间。“人家那河南大学毕业的,才5年,现在已经是县法院副院长了。更别说我那学生……”在老家,四叔总重复类似的故事,以此“激励”司占杰。他推断,这个侄子如果当年进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该当处长了”。

    四叔甚至为他拟定了补救方案:“你去考个河南省公务员,正正合适。”如果不从政,那么和司占杰相配的工作,月工资按照四叔的估算,“美国名牌大学回来,应该在两万左右。” 

    但司占杰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原来的慈善组织,继续服务麻风病康复者,一个月拿两千多元的工资。

    “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在基层锻炼,随着年龄增长,你不可避免往上走,就很难接触基层了。”这是他的信条。

    在美国学习时,一位教授的忠告让司占杰印象深刻:“你们毕业后,一定不要马上跑去联合国、盖茨基金会这些地方!”在教授眼里,这些“高级”组织难以让从业者真正接触弱势群体,获得锻炼。

    今年年初,为了做更专业的服务,司占杰与一些同事离开了原先的机构,创办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我在金钱上的理想比较低,社会方面的理想比较高。”他这样评价自己。

    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

    “现在,爱情是第一位的!”自从认识了田星,司占杰嘴边就总挂着这句话。为了给站在岔道口的女朋友更多的支持,今年夏天,他特意申请到北京大学参与一项为期5个月的研究。

    飞抵北京的那一天,恰好是7月27日,田星的生日。母亲打来电话,问女儿怎样庆祝。“今天司占杰来陪我了!”听着女儿语气甜蜜,母亲突然表示,为他俩“开心”。常常与孩子相隔异地,母亲总担心女儿的生日太冷清。

    “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吧。”田星记得,从那一天起,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上个月,她休假回贵阳,母亲随口说了一句:“要是你们觉得合适的话,就商量下一步吧。”田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她越发明白,现在的路不是她想走的。当年她刚进入北大时,系主任就对全班同学“教诲”道:“其实会计我也不喜欢,但已经上了贼船,你就要学会怎么跟贼好好相处。”

    可田星学不会。她无法忍受整天面对表格、重复性记账的工作。每个星期日的晚上,她都感到郁闷。公司给每个员工送了一本讲敬业信念的书,《爱上星期一》。“我还是爱不上星期一。”她苦笑着说。

    对星期一的焦虑,田星从小就有。小学时的周日晚上,游玩一天后,她跟着父母坐公交回家。“我就数着路边的梧桐树,一棵,两棵……就到下一个路口了,再转个弯,就到家了。唉,美好的一天就过完了,第二天,又要上学了。”

    她急切地希望逃脱这个怪圈,过上一种“内心真正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的生活,毕竟是安定的,已知的。”对未来要做出改变的日子,她心中又充满恐惧。有时晚上躺在床上,她忍不住蒙着被子哭。

    “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次争吵中,田星忍不住责怪司占杰对未来的日子“不太负责”。在心底某处,这个一向衣食不愁的姑娘有着与父母同样的担忧。

    “我还是不想过需要太斤斤计较的生活。”平静下来,她语调缓慢地解释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过上那种日子,我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面对。”

    只有在这个时候,司占杰会感到“很受打击”。他理解女朋友的纠结与犹豫。参加她与同事的聚会时,他在一旁默默观察,心里想着如果田星继续努力,几年之后也能成为像模像样的“外企高管”,过上体面而安稳的日子。

    “我们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一直推着,这力量不知道哪里来的,它可能是父母的一句话,或者周围人的选择……相当大一部分人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了,很少有人可以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想做的是什么;而明白了,还会真的去做的,就更少了。”司占杰说。

    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在所选择的道路前方,到底有什么。他只是希望鼓励田星——他所爱的人,尝试着听从内心的声音。

人生的路怎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