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眼

    学者柳红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世纪有十个十年，但是，在一个世纪中，不是每个十年都同等重要。

    上周六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场经济学家论坛，主题是颁奖，话题是改革。会场上满是上世纪倒数第二个十年的回忆，在新世纪正数第二个十年的开头里重温这些故事，感动与尴尬结了伴。

    为改革上山

    奖颁给价格双轨制理论，领奖的是华生研究团队（包括华生、何家成、蒋月）、田源以及张维迎。三年前他们频现报端争论首创权，这一天他们握手言和确是可喜可贺。但真正打动我的，是领奖者们只言片语里提到的莫干山。

    1984年，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举步维艰。这一年的9月，一场全国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会议开得有趣，参会者选拔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只需提交一篇论文便可申请，审核过关者便可“上山”，但真要“上山”时又不许带着论文，“只带身子来”，防的是隔山打炮，对着稿子念。

    据说《天津开发报》一名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当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的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拗不过，便让她上山一晚，次日必须离去。还有一名高校学生，在山下哭着要参会。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人，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山。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

    价格双轨制理论就这样在一群青年人一板一眼的吵吵闹闹中见得雏形。

    这里面的启示颇丰富，一个时代可以匮乏物质，但不能匮乏精神。可以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但不可以没有理想。

    颁奖视频里特别放了一张莫干山上的合影，黑白照片中一共183人。

    那时候，华生31岁，张维迎24岁，田源30岁。

    为改革颁奖

    1983年，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因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被某省领导点名批评。次年他到了莫干山上，是年龄最小的与会者。

    后来张维迎曾对媒体回忆过莫干山会议时的一段插曲：“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担心万一领导人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我理解他。我到现在也掌握不好向领导人说话的分寸。”

    2009年2月底，张在寒冷的黑龙江亚布力做演讲，题目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他批评政府对金融危机的“误读”，当场中投公司总裁高西庆便和他争论起来，台下哄笑一片。

    这次在北大，他的演讲主题仍然未变，他强调“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人类的灾难”。

    他再一次被打断，被质疑。

    坐在头排的一位嘉宾以美国芝加哥大罢工中的流血事件为反例，质问：“谁说这个市场就是万能的？”

    张维迎稍显不知所措，随即回应道：“我怎么保证我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如果我们能有自由、能有竞争，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打断者吃了一口水果，笑着扭过脸与身旁的人耳语了几句。

    旁边的同行告诉我，他就是赞助此次活动的企业老总。

    今年奖金很丰厚，从50万元涨到了100万元，谢谢老总。

    为改革涨红脸

    论坛请了十位嘉宾做演讲，有厉以宁，有高尚全，分量很重。

    主持人是王忠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秘书长很幽默，告诫诸位嘉宾要有时间概念，发言莫超过15分钟，若超时，他便会站到一旁以示压力，若再不停止，他便要与演讲者一起说话。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是演讲者之一。看得出来，杨院长准备充分，他谈增量改革的动力如何衰竭，谈改革权如何转化为既得利益权。

    奈何时间有限，王秘书长已经站起身。杨瑞龙不想停，只能加快语速，说系统性腐败，说分配不公，说深化改革要注意公平性和正义性。

    他说得太快以至于涨红了脸，最后他扬起手臂与拳头：“没有改革就没有希望，改革万岁！”

    没有超时，台下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