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欧债危机不能“会哭的孩子多吃糖”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应对欧债危机、考虑是不是要救援欧洲时，最基本的原则应该是先求不败，然后求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贸研究部梅新育博士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梅新育说，中国首先要致力于把自己的事办好，这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再去谈救人。从目前看，中国完全能经受住欧债危机的冲击。而且有一定余力对危机国家进行救援。但有余力救援，不等于一定应该去救援。是否要救援，首要条件要看你如何让我相信中国的救援、购买的债券不会血本无归，而且能得到应有的收益。“大国心态是要算大账，但不等于完全不算小账。”

    不能对最优结果一厢情愿

    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升级，国内各路专家也纷纷对中国是否要援助欧洲发表意见。一派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合适的条件下，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以谋取更长远的利益。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现在自己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哪有余力救助别人？在争论中，也不乏一些激烈的言论、民族主义的声音。

    对此，梅新育认为，在国际经济危机问题上，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理所当然，但要考虑中国的这项利益和那项利益，哪个更大，怎么样取舍。

    “在要不要救欧洲，怎样救的问题上，不能把最优情况当作我们决策的基础，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们自己单方面可以达到最优的局面。”梅新育强调，欧洲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重要的外商投资的来源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进口的来源地。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欧洲答应中国合理的救援条件，中国帮助欧洲稳住阵脚。但是这样一个最优结果，不是我们单方面就能决定的。如果欧洲不肯满足中国合理的条件，欧洲没有表现出实现经济较快复苏、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团结一心共度难关的意志、凝聚力，那我们怎么办？中国就不可能把自己的钱借给他们，任由这些钱打水漂。“如果最优结果无法实现，我们只能追求次优，明哲保身。”

    梅新育说，中国综合经济实力世界第二，需要越来越多地在境外投入和展现力量，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是一个总体趋势。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无限的资源可以用在外部世界。投入资源必须考虑它是不是派了最好的用场。因为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资源归根结底都是国民血汗，不能不仔细盘算。

    这是对中国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中国有资源提供公共产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资源不能浪费，要用到效率最高的地方。“好比一国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必须精打细算，把钱用到效率最高的地方，不能‘会哭的孩子多吃糖’。如果这样，即使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也是对国际社会不负责任。”

    “更何况一些国家集团，一方面把中国当最大的竞争对手、百般遏制；一方面出现危机了，又希望中国救援。只希望享受、利用中国资源，不希望接受中国必要的监督和条件。这样，我们能接受吗？”梅新育说，“这个世界是充满竞争的世界，我们考虑问题时不敢忘记这一点。忘记这一点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话可以让歌手唱，但对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和决策者来说，以为‘世界充满爱’已经是现实而不仅仅是良好愿望，或者按这种心态思考问题做决策，那是渎职。”

    与欧盟谈判应坚持哪些条件

    梅新育认为，谈到要不要援助欧洲，怎样救援欧洲，就需要谈判。救援欧洲、购买欧债最基本的原则，是欧洲要让中国相信其偿还能力。在保证偿还能力的基础上，再附加旨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或是改善外部经济环境的条件。比如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等等。但这些附加条件，要根据情况，能拿到多少是多少，而前边的基本条件一点不能少。现在的问题是，在基本条件这方面欧洲人的表现不让人放心。

    “中国历史书上有这么一段话，‘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宋朝的文官们还在争论不休时，金兵已渡过黄河，直逼东京汴梁城下。现在的问题是欧盟应对危机的动员能力不足。如果把危机比作金兵，欧洲人现在还在议论不休，而危机已经一次次渡过了黄河，愈演愈烈。”梅新育说，这让人很难相信其能很快摆脱危机，重新走向复苏，进而保证债券的偿还能力。其次，欧债危机说到底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的高福利生活方式不可持续。要想保证经济走向可持续的复苏，要想财政状况缓解，债务有长久的偿还能力，需要经历非常痛苦的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但在这方面没看到欧洲人的凝聚与共识，也没看到欧洲人普遍地表现出承受痛苦的意志和毅力。这与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国家表现出来的凝聚力以及动员能力相差甚远。其实，如果欧洲能让我们相信它的偿还能力，表现出进行脱胎换骨的意志和社会凝聚力，那么中国比较大幅度地增持欧债，是改善中国对外资产结构的一个方法、出路。

    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包括两方面内容：一、降低对外资产当中官方外汇储备所占的比重，提高直接投资等其他资产所占的比重。二、降低美元资产所占的比重，提高其他资产所占比重。如果欧洲表现出改革的毅力和凝聚力、动员能力，中国应该在价格比较低时较多地增持欧元、日元债券，降低美元债券所占的比重，改善对外资产结构。

    但与此同时必须考虑，欧债危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银行业或者说金融业的债务危机相当部分转移给了财政。据保守估算，欧洲金融业要大规模追加的资本金，至少需要上千亿欧元。这些都要欧洲政府出钱。从表面看，危机是政府的债务危机，但其实相当部分是金融机构的债务转化为政府的财政债务。

    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持有的外国政府公债比例太高，持有的企业资产所占比例太低。尽管从长久来看，我们要降低政府债务的比例，增加企业债务；但是在这个时段，我们要做的恰恰相反。因此，对于购买欧债必须格外谨慎。

    这个说法符合欧洲人心态

    不久前有外电报道称，中国提出的提供资金以解决欧债危机的三个条件中最简单的一个，即给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影响力，包括将人民币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系列(SDR)，遭到了欧洲的拒绝。

    对此，梅新育评价，虽然这个说法没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其符合欧洲人的心态。

    他认为，面对经济地位的下降，发达国家要想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就要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话语权。但美国又不愿牺牲美国的一票否决权。那么在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方面，要提高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和份额，主要就是牺牲欧洲和日本的市场与份额。

    因为按IMF章程，重大的事项要有85%以上投票权赞成，但美国自身的投票权就占17%。这意味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全部联合起来，也只有83%的投票权。这样一个规则，其实保证了美国在重大事项上的一票否决权。

    从IMF成立至今，美国投票权已经下降很多，但每次美国大幅下降自己所占的份额都伴随着IMF规则的修改，其中心目的就是确保美国在重大事项上的一票否决权。

    因此可以预见，如果进一步提升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IMF的投票权，美国不会让自己的投票权少于15%的门槛。如果它同意降到15%以下，肯定要捆绑条件、修改规则。假使美国同意降到11%的份额，那么它一定会要求重大事项要有90%的投票权赞成。这样还是保证了自己的一票否决权。

    “对于欧洲、日本来说，提升新兴国家话语权，他们是最大的牺牲品。这肯定让他们不爽。”

    外部危机也是重要契机

    “欧债危机是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相对地位的机会。”梅新育认为，中国在全世界很多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产业的产能占到世界的70%到90%。比如中国玩具产量占全世界70%，其中广东占全国的70%，这意味着中国一个省的玩具产量就占到了全世界的50%。全世界笔记本电脑90%的产能在中国。因此像欧洲这样大的经济体发生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能小视。但从历史上看，各新兴大国崛起，外部危机通常都是一个重要契机。因为恰恰是这些新兴大国在普遍危机中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使它们在危机中脱颖而出。

    他说，如果是宏观经济稳定性有优势的新兴大国，危机只会让其相对优势更突出。从中国这几年的表现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比其他国家要强。

    这次危机与上世纪90年代暴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不同。上世纪90年代， 除了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即索罗斯攻击欧洲货币体系以外，其他影响大的危机全部爆发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危机增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

    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现在的欧债危机爆发在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国家。受创最深的是发达国家，并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地位的下降。新兴经济体的表现相对好得多。

    本报北京11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