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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弓着腰、走路姿势僵硬的检察官每年出差200多天，承办案件三四十件，连年创下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办案数量最多，承办疑难案件、复杂案件最多的纪录。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年仅35岁的他，身体却像历尽沧桑的老人一般僵硬，颈部转动无法超过30度，脊柱弯曲变形，疼痛常使他夜不能眠。身患胆囊息肉、肾结石、肝部血管瘤、强直性脊柱炎等多种疾病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身体上的巨大痛楚，甚至面临瘫痪的可能。
这个人叫余勇，2008年荣获“云南省检察机关优秀公诉人”称号，2009年受到云南省纪委嘉奖，2011年被评为“云南省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在文山州，像余勇一样的基层检察官们，长年在审阅案件、外出调查、提讯、制作审查报告和出庭预案、出庭公诉的循环中超负荷工作，他们用一步一步扎实工作、默默无闻地维护着法律的权威。
病床上写下的起诉书被法院全部认定采纳
2009年，余勇承担的赵仕永案证据审查和起诉工作在文山州检察系统被引为典范。让人感佩的是，这是他因摔伤在家卧床休养时完成的工作。
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受贿、贪污案是该院经办过的级别最高的案件，在文山州震惊一时。后来的法庭判决认定，赵仕永贪污50余万元、受贿400多万元，涉案数额相当于文山县一名普通百姓2400多年的收入。
此案的复杂程度多年不遇：赵仕永承认收钱，但不承认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作为县委书记，他掌管大政方针，具体操作的行为并不明显。
受贿行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难以认定，收集证据需要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文山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江玉昌受命抽调得力人员组成专案组，他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余勇。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余勇法律基础深厚，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效建议，为侦查工作查缺补漏。
当时，他走路的姿势已经十分僵硬，倒车时需要把整个身子转过来，家人一直在为他的“严重的颈椎病”四处求医问药。有一天，余勇的母亲联系好了一位专家到州医院检查身体，余勇向江玉昌请了一天假。但那天上午10点钟，江玉昌接到命令，要求材料审查人员马上到办案点报到，这人正是余勇。
接到江玉昌的电话，余勇立即去了办案点，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本来已经躺到了核磁共振的检查台上。
直到结婚前一天，他才在众人的催促下回了家，婚后3天又准时前来报到，要求安排工作。不到一个月后，余勇不慎摔伤，腰椎压缩性骨折，此时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颈椎病”才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
医生要求，必须卧床休养3个月，否则有瘫痪的可能。余勇提出，可以躺在床上审查案件材料。为了保密起见，家人把他接回了家，几名同事将一摞摞卷宗搬到他的床边。那段日子，每一位同事都发现，无论何时前去探望，他都在审查卷宗、查阅资料，床头床脚堆放着大量案卷和业务书籍。
赵仕永案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余勇连续加班19天，完成了对24册卷宗材料的审查工作，形成了长达200多页的审查报告，并带伤出庭。在法庭辩论中，他与两位资深检察官胸有成竹，步步为营，运用大量证据对赵仕永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观点一一予以反驳和答辩。最后，赵仕永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被没收全部赃款。由于证据充分，控诉有力，赵仕永没有提起上诉。
同事们一提到余勇便提起赵仕永案，这让他“很害羞”。余勇说，赵仕永案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但他仍然为这个案子感到骄傲：因为对于起诉书中的所有犯罪事实，法院全部予以认定。
“我尊重事实，我维护法律”
“只有当你取证的事实客观真实、被法院认定和采纳，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你办的案件才是成功的。”余勇说。
这个观点，同事们听他说过多次。文山州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陈新丹曾经听到余勇问一名实习生：“你认为一个优秀公诉人的标准是什么？”实习生引经据典作了回答。余勇说：“我觉得，就是两个标准：第一，‘我尊重事实’，第二‘我维护法律’。”
“听起来很平实，但是要完全做到这两点，其实非常严格。”陈新丹说，细细想来，余勇平日对案件精益求精，对任何疑点总不遗余力，认真查证核实，正是以这两点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有一年，西畴县公安局报送了一起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蒋某的妻子死亡，蒋某一直辩称其妻是服农药自杀。公安机关勘验尸体发现，其妻有窒息征象，但在尸体胃中检出农药，而在肝中并未检出。余勇在审查中发现，该案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并存，如果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则难以认定蒋某的犯罪行为。鉴于案件的复杂性，他会同公安人员深入案发地，对证据进行认真复核。在现场，余勇发现了公安机关遗漏提取的一瓶农药。经过退侦补充鉴定，在死者胃、肝中均检出农药，且与余勇提取到的农药一致。基于不同鉴定结论的出现及案件中的疑点，余勇依法提出存疑不诉的意见。
文山州检察院调研员、时任公诉处处长唐永国回忆说，按惯例，发现了疑点退侦，让公安机关去继续侦查就可以了，但余勇几次到案发地点调查，获取了新情况。当时，这个案件的争议很大，检察委员会多次激烈讨论，认为应当起诉。但余勇据理力争，说服了有异议的检委会委员，最终检委会采纳了余勇的意见。
人手最紧张的时候，公诉处加上内勤也只有6个人，全年要办200多件案子，且案情复杂的毒品案不在少数。每个案子至少要跑两次：提讯一次、开庭一次，要是核准了死刑，还得跑一次。
文山州95%以上是山区，前几年，一些县城连二级路都不通。公诉处将全州10个办案点分成三条线，余勇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线，去最远的富宁县单程要七八个小时。由于办案经费紧张，他和同事们常常带着卷宗坐长途客车挨个儿跑，一出差就是两三个星期，白天提讯、出庭，晚上就在18元一夜的小旅馆中看卷宗。
这样连续跑了3年，交通状况才有所改善，但很多村寨至今不通公路。为了复核现场，余勇有时候只带一包饼干一瓶水，就顶着烈日翻山越岭五六个小时。有一次，为了核实一个杀人案的细节，他天不亮就起床，打着手电筒，高一脚低一脚，赶在天亮农民下地前到达村中了解情况。
为了践行“我维护法律”的价值追求，他每办一案几乎要查阅所有相关法规，“把案件办扎实”的严格态度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在办理一件走私烟草制品案件时，余勇对专业知识的熟悉程度令海关缉私人员啧啧称道。
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后，余勇仍然挑起了担任公诉一处负责人的重担，办案更多了，出差更为频繁。2010年，他累计出差天数200天以上，个人承办案件22件，审批各类一审案件79件，全年所办案件无一出现问题。
用双脚将法律的光辉带到村村寨寨
陈新丹曾经陪余勇满城寻找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这名犯罪嫌疑人因运输毒品面临刑责，其母亲从外省赶来，找到余勇求情。余勇耐心向她作了解释，但她并未死心，找到余勇的家人，扔下两万元钱就走了。按照正常的程序，他将这笔钱上交给纪检部门就可以了，但他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因家庭困难涉毒，钱上交给组织后，这位母亲可能救子不成反而背下一身债务；在向检察院领导报告后，余勇与陈新丹一起，找遍了城内的小旅馆，把两万元钱还给了这位母亲。
以余勇的学历和经历，若当一名律师收入会增长很多，有人劝他跳槽，但他执意不肯。母亲和妻子心疼他长年超负荷工作累弯了腰，哭着请他向领导提出换一个岗位，但余勇不舍得。他说，他热爱公诉工作，公诉工作也需要他，“我现在是一个问号，等我变成句号的时候再离开吧！”
文山州检察院检察长周和玉说，检察人员编制缺乏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检察官的数量、素质和成倍增长的任务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这一矛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山州尤为突出。
对这些基层检察官来说，工作就是从一个案子到下一个案子。外出调查不是下乡就是跨地州、跨省，连日舟车劳顿、跋山涉水；不出差时，常常是办公室、看守所、法庭三点一线，加班审阅案件、制作审查报告和出庭预案、撰写起诉书成了家常便饭。
受到自然环境和道路交通的限制，文山州的办案成本很高；检察官办案往往需要付出比其他地区更高的时间和代价，但收入却少得多。许多基层检察院一方面缺编，另一方面又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直到2008年，全州检察官只有66.5%的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在云南省检察系统中排名靠后。近3年，州检察院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在职检察官攻读高学历，目前本科率已达到86%。
“在余勇之前，全州检察机关本科毕业生很少。名校毕业的余勇放弃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回到家乡做一名清贫的检察官，业务上手快，又吃得苦，是文山州检察队伍的杰出代表。”周和玉说。
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近年来，文山州检察机关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聚精会神强队伍，一心一意抓业务，连续两年绩效考核名列全省检察机关前茅。周和玉感叹，正是很多像余勇一样奉献和付出的检察官，默默无闻地用双脚一步一步将法律的光辉带到苗乡壮岭、村村寨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