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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黄延信，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对话背景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新型劳动大军的主体，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却很难获得城市认同，他们想融入城市，只是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1亿多。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政策”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参与这次研讨的黄延信。
中国青年报：现阶段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
黄延信：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我国的城乡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滞后。目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4亿人，这个群体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工问题理应随着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而逐步解决。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有大思路、大政策，我们应明确一个理念：要促进融合，防止固化，坚定不移地深化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农民工融入所就业的企业、融入所生活的城市、子女融入所在地的学校，一定要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
中国青年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与社会融合的现状如何？
黄延信：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有的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初中、高中毕业后直接加入农民工大军；有的则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在经济、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实际上与农村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就是因为其父辈是农民，没有城市户籍，社会就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非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的标签，这是人为地把城市常住人口分为不同的等级，是严重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一代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个人追求、价值判断、到城里来的目标等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他们融入城市的要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又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新市民来支撑。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但是，每年“民工荒”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从城市回到农村。从企业、社区和学校来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接纳。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反映。
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再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称呼他们，需要安置就业的可统称为新增劳动者，需要在城市解决各类问题的可统称为城市新增人口，以此在称谓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中国青年报：如何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具体做法有哪些？
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三个融入：融入企业、融入社区、融入学校。
所谓融入企业，是指要使和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逐步融入企业。我们要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让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环境、竞争机会等。真正要实现融合，关键是引导企业、企业的管理者转变观念，改变以往和农民工是一种单纯雇用关系的心态。要把农民工当作企业的主人，更加关心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学习、思想、技能的提高，不能再把农民工和企业对立起来。只有农民工感受到企业的关心、爱护，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企业才会有更快的发展。
另外也要教育农民工，使其和企业融为一体。农民工也要关心企业发展、创新、产品质量和效益，企业发展了，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了，相应的农民工待遇才能得到改善。
融入社区，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和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鼓励他们融入社区，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覆盖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文化娱乐、物业管理、基础医疗、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社区的文明。同时，也要引导农民工关心社区建设、发展，维护社区秩序，鼓励他们参与社会管理。
融入学校，主要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而言。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政府有义务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教育服务。这里的教育服务不是简单的义务教育。我们调查发现，城市只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需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后续教育问题，如能不能升初中、能不能升高中、能不能升中专、能不能考大学等问题。
中国青年报：近期，民间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允许随迁子女就地参加考试的呼声很高，您怎么看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黄延信：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将来不能再以户口为主，学籍和户籍应逐步分离。教育是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的大制度背景下，农民工只要在一个地方就业，就为所在社区创造了财富，为所在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其家庭成员就有资格享受所在地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决定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是否有权享受公共服务应取决于此，而不是看他的户籍在什么地方。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此外，产业发展尤其需要技术工人，所以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应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
中国青年报：解决农民工问题，今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革？
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防止将农民工身份长期固化。改革的方向是，医疗、社保等应与户籍脱钩，而与农民是否在此地就业、纳税，是否有稳定的住房联系起来，这样就能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化。防止固化的各项政策中，从目前实际来看，最主要的是改革户籍制度。
要促进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内部也要加快改革。农村内部的改革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明晰产权，让农民有退出机制，房子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承包经营权可以退出来，这样农民可以拿到进入城市的原始资本，放心到城里来。有些农民来回跑就是因为房子不能处理，经营权的退出机制还不完善。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