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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元69岁，山西大同人，在北京生活快10年了，最近很憋屈。“我不想受这个气。”老汉大声诉说自己的苦恼。
几周前，他作了个决定：要和北京的教育系统“说说理”，争取要回小孙子上小学一年级刚交的1.5万元的赞助费。“义务教育怎么能收钱呢？”他愤愤不平。
10年前，他的儿子在煤矿下岗，来京务工，他也随着过来。儿子很辛苦，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拿下了北大自考本科学历。2003年，邓老汉的小孙子豆豆（化名）出生，他和老伴成了全职保姆。豆豆出生后，为了上学方便，一家人租住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家属院。“除了没有户口，这孩子和其他孩子没啥区别。”老汉说。豆豆两岁多的时候，交了赞助费，才上了幼儿园。老汉当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忍了”。
今年9月，豆豆该上小学了。老汉领着豆豆去附近一所小学报了名，一切都还顺利。
“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开学前，孩子们去学校适应环境，都分了班，也领了书，却没人给豆豆安排。家人很纳闷。上学的事就这么抻着，也没人给个说法。
不久，小学的人找到豆豆爸，悄悄地说：“你们得交点赞助费。”
“多少钱？”豆豆爸问。
“一万五。”那人说。豆豆爸没多问，很快交了钱。
邓老汉觉得蹊跷，向儿子要来收据。这一看，火就上来了。发票的抬头写着“北京市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接收单位处盖着一个圆章，上面是北京市一个区教育委员会的落款，日期是8月12日。
老汉脑子里冒出一串问题：义务教育不是免费的吗？咋还交捐赠费？而且，还明码实价地要钱？
老汉一家人的生活并不是很宽裕。他和老伴有退休工资，为了增加收入，他在一个厂子看大门，每天守着监控器。老伴在不远的车棚看自行车。晚上，老两口住在一个半地下的小房子里。老汉的儿子今年快40岁，在北京某知名大学读在职研究生，边读书边打工。
交完赞助费，老汉心里很憋屈，忍了两个多月，他坐不住了。他买了本“北京黄页”，开始打电话，准备要回赞助费。
11月16日，他先给北京市教育部门打电话，随后，他辗转找到区教委。
对着区教委的工作人员，邓老汉说：“你们的收费是不合理的，国家有规定，义务教育不收费。”
工作人员的回应也一点不含糊：“我们收的是自愿捐赠的费用。收费依据是捐赠法。”
老汉急了：“捐赠？那得自愿，我们想捐多少自己说了算，给你300、500都行，为啥就必须是一万五千元。”他执著地认为：既然是自愿的，捐多少钱得双方商量吧。
结果，对方不再搭理他，显得“很生气”。
最后，对方告诉他，解决办法是有的，但得“走程序”：让学校写个申请，然后上报到区教委，再把钱退给他。
邓老汉和儿子商量。家人怕惹麻烦，都劝他“不要闹了”。但是老汉不同意，他就想“讨个说法”。
等了一周，没有动静，邓老汉再次联系市教育部门。
市里的工作人员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
邓老汉说：第一把赞助费退回来，第二别让孩子失学。
随后，他又联系了区教委。一位女士接待了他。
女士说：“你们助学是自愿的。”
老汉反驳：“不是自愿的。”
女士说：“怎么证明我们要求你交钱？”
老汉回应：“不交钱你们不安排我们上学。”
女士说：“感谢你为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
邓老汉强调：“我是‘被自愿的’。”
对方再次强调，让学校和豆豆的父亲坐下来一起写一个书面报告，交到区教委后再说。
等了几天，还是没动静。
12月1日，他第三次找到区教委。
这次，工作人员干脆地提出一个要求：要拿出不捐款就不让入学的证明。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外地人吗？”邓老汉说，“我怎么拿这个证明？”
记者致电区教委，工作人员说：北京的小学生入学是划片的，得有北京户口或者符合相关政策才能入学。邓老汉的小孙子可能不符合相关政策。
邓老汉不服气：“如果不符合政策，怎么报名的时候那么顺利？为啥报完名，再让交赞助费。我的小孙子就在这个院里长大的，居委会、邻居和我们都很熟。我们什么证明都有。”
不过，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因为他有过“要钱”的成功案例。2000年，他的儿子下岗，两年没拿到一分钱，老汉买了一堆法律书，准备把单位告上法庭。当时，家人也劝他不要折腾，但老汉不妥协。半年后，劳动仲裁判他赢，工资如数到手。“只要合理合法的事，我相信邪不压正。”老汉说，“必须把钱要回来。”
“我也知道，放人家嘴里的肉，再让人家吐出来，太难了。”老汉叹气说。但他觉得就算钱要不回来，也得说说理，“外地人在北京的人很多，每年的赞助费是个很大的数目。我身边的外地人都交了赞助费。外地人在北京不容易，你看看那些开小卖铺的，卖水果的，挣个钱多难啊。义务教育就是免费读书。如果大家一起来反映情况，取消赞助费，以后读书的外地孩子就不用掏这个钱了。”
本报记者 辛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