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内外的轮回看社会发展的“莽撞”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北上广个人生活感受”民调报告12月7日公布，其中，代表中国都市高端生活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感受呈现两极化。调查报告将受访者分为体制内、体制外两大类，体制内人士即党政事业单位的“公职就职者”的“个人住房”、“看病就医、学习就业”等6项指标的“满意度”，均高于其他职业人群。（《新京报》12月8日）

    “体制内人士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群体”的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意外，这从年轻人千军万马争渡公务员这座独木桥的场景就可以看出来——看病、住房等大的方面不说，逢年过节体制内人士往家抱的福利也让体制外人士艳羡不已。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去体制内的食堂里大吃一顿”就足以体会体制内外的差别。

    “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前段时间有媒体以此为题陈述了当下年轻人对体制内的渴望。对于个体来说，如果能在体制内谋生，这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体制内外的人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如果有天壤之别，这就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以及能否健康发展。“体制内人士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群体”的调查结论，不仅仅体现了当下社会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是某种“历史的倒退”。

    10年前笔者刚大学毕业时，正流行“到体制外去”，那时人们对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分标准是“编制”：有单位编制的人是“铁饭碗”，没编制的“瓷饭碗”甚至连养老、医疗保险都没有，但当时体制外人士似乎还不在乎这些。一来，年轻；二来，他们从“上层”获得的消息是，将来体制内和体制外没有区别，“瓷饭碗”的用人体制能激发人的活力和竞争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我很多同事都是从“铁饭碗”的体制中出来的，对梦想和激情的追求远远高于对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的考虑。10年过去，现在端着“瓷饭碗”的人也都有了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可有能力的还是千方百计回到体制里去找“编制”的保护；10年过去，体制内外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演愈烈。

    曾经鼓励人们“自谋事业”、放松对“单位”的依赖，曾经把“体制内”“贬低”得一文不值，曾经把“从体制内”跳出来的人赞誉成有追求的勇者，可现在呢？人们对体制的怀旧愈来愈浓，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争相回到体制内，从外人成为‘自己人’，这是眼下中国最时髦的命运转机。”倘若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经济自由，抛弃公职的这一代人除了回流体制内，还有什么更靠得住的退休路径？冲破体制束缚的大多数人还没到达理想的终点，现在又争着回到原点。他们对体制内外的“认识误区”，完全来自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健康。

    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认识，何尝不是也有“轮回”？20多年前，电视剧《外来妹》红得发紫。那时，我们赞叹年轻人终于知道走出封闭的农村；今天，村庄里最成熟最有活力的年轻人都离开了，缺少生气的村庄无法保留原有的生态，我们又开始反思“大国空村掐断乡土教育的根”。

    在阔步前进的社会里，很多曾被极力推崇的“美好说辞”现在需要深刻反思了：有些“回归”虽然有利于个体，但却阻碍了社会进步；而有些“回归”，可能恰恰是在弥合社会发展的裂痕。走了那么远，如今很多个体都在摸索着回归之路，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有些“莽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