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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彻底改变了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大岭村村民张敏的生活。
原本三进三出的大房子，变成了一套建筑面积只有55平方米的楼房公寓；原本每天种菜、卖菜的营生被“打乱”，如今她成了一名城市绿化带的“美容师”，拿起了日薪60元的固定收入；原本担心的养老问题，被一份“农转非”养老保险所取代，“退休”对于这个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的人来说成为可能，退休后，她每月能拿600元。
就在一年前，张敏还因为“大房子变小”这件事儿想不开，说什么也不肯搬迁。是一个“大学生村官小妹”说服了她，“到家里来了好几次，一边帮着干活，一边讲政策。她说的，我听得进。”
张敏口中的“大学生村官小妹”名叫袁桂美，去年，她和龙兴镇其他20名大学生村官一起“揉成团”，加入到全镇当下最火热、最难办、最缺人手的征地拆迁工作中。21名大学生村官给自己的团队起了个名字——大学生村官拆迁服务组。
服务组被分为内业组、外业组、日常组、综合组等若干个小组，在拆迁过程中各有各的分工，所有村官的联系方式都在一张表格上，“无论谁遇到具体问题，都能及时同相应的其他组成员联系上，确保第一时间给拆迁户提供较为准确的答复和解释。”
不符合政策的“安慰话”反而容易留下“隐患”
与农村的老书记、老村长相比，大学生村官从事拆迁工作，在人脉关系上存在先天的弱势，这部分弱势，可以通过精到的政策解读、耐心的服务态度来弥补。尤其在政策解读这件事儿上，“老村官”们往往自叹不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优惠人员”的安置问题。
“优惠人员”是指在农村有住房的城镇人口及配偶、子女，按照规定，“优惠人员”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但如果其持有农村住房的产权证和土地证，双证齐全，即可办理“优惠”。
“优惠”的标准是，持有双证者本人可以获得30平方米的拆迁补偿，其在城镇的子女和配偶各能获得15平方米的补偿。
这种“优惠”的力度之大曾引起不少在籍农业人口的不满，“凭啥他们已经是城里人了，还能享受拆迁补偿？待遇还和我们一样？”
面对这样的质疑，一般“老村官”们会用“村集体资金分配”来安慰大家伙儿，“咱们村民可以分配村集体资金，那些城镇户口的可享受不着啊。”
就是这样一句“安慰话”，在大学生村官袁桂美看来，轻易可“说不得”。因为村集体资金的分配，一要看户籍是否在农村，二要看在农村是否还有土地，“稍有差错，可能会给某些村民留下错误印象，到时分不着钱，该闹了。因为村长当时说了，村民都能分到钱。”
从这件事儿上，就能看出大学生村官的优势，“有的村书记、村长自己对政策理解得也只是一知半解，这时候，就是理解能力较强的大学生村官发挥优势的时候。”
一年的拆迁工作做下来，小袁自称已经练就了一身“宠辱不惊”的本领。什么样的群众她都见识过了，有到办公室来大吵大闹的，有在她面前哭哭啼啼的，还有赖在办公室一两天不走的。
有些事儿，要是搁在过去，她早就“翻脸”了，“一个四五十岁的教师，明明不符合优惠人员政策，偏要当优惠人员，大清早刚刚上班就跑来吼，嗓门越扯越大。”
如果是在一年前，小袁一定会拉着这个大姐到村书记、村长面前评理，再拉几个村民来村做证人，“要吵就吵吵清楚，究竟错在谁”；而现在，她好声好气地给大姐“讲道理”，给她看文件、解释政策，重复十几遍的话还能不厌其烦地再重复，直到把人“说走”。
从村里到拆迁组，从矛盾“第三方”成为“当事人”
从农村工作到拆迁工作，大学生村官们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又抬高了一个层次。
“过去在村里，最多给产生矛盾的两户农民调停；现在不一样了，矛盾的中心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来了，变成村民和一个拆迁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了。”自从加入了拆迁服务组，龙兴镇下坝村的大学生村官高姗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矛盾调停的“第三方”，变成了矛盾“当事人”。
高姗被分在了“外业组”，专门负责挨家挨户做登记、咨询、房屋丈量事宜。此外，她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就是协调农户搬家。
按常理，只要“条件谈妥了”，搬家并非什么难事儿，在城里，拆迁户搬家都是自行安排的事儿，与拆迁小组基本没啥关系。可在农村，拆迁小组不仅要管“人”搬家，还要给“牲口”安排好出路。
某天早晨，小高从早上9时到中午11时，一直都待在一户人家、干一件事儿——赶鸭子。
这户人家只有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女儿，男人在外地打工，女儿在上学。临到搬迁时，村妇撂挑子了，“家里养的鸡、鸭怎么办？又不能带进城里；家里养的小草狗也不愿意走，赖在门口动弹不得。”
这样的事儿，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这种情况下，小高会联系猪场、鸡场、鸭场，帮拆迁户把家里的牲口卖了。
这次也是老样子，她叫上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一起下到池塘，把池塘里四五十只鸭子赶了上来。为表诚意，每名工作人员还自掏腰包，一人买了一只鸭子，其余鸭子卖给了鸭子经销商。
鸭老板一见是拆迁户要卖鸭子，刻意压低了收购价格，拆迁组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说服老板按原价收购。即便如此，村妇还是扭扭捏捏，“连狗都不愿意走，实在舍不得。”
这一天，小高在村妇家里待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七八点才离开，“陪她聊了一天，其间还不断给他爱人打电话、解释情况，总算答应过两天搬。”
拆迁工作让“小村官”渐渐变“强势”
从事拆迁工作，“小村官”们也并非总是“有求必应”、“有难必解”的，该强势的时候还得挺直腰杆儿强硬一回。尤其对于初来乍到的“新村官”而言，拆迁办锻炼一圈，出来后再回农村，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龙兴镇沙金村的大学生村官杨胜自打干上拆迁工作，对各类“文件”就变得异常敏感。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大大小小20多道文件的复印件，每一张纸都被翻得软塌塌的。
刚进村那会儿，但凡是来反映问题的群众，杨胜都是笑眯眯地接待，不论对方说话多难听，他都只能用微笑“接招儿”，“只能听他们说，自己一句话也插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有哪些相关的政策。”
有一次到困难户家慰问，原本是一件大好事儿，到了其他村民嘴里，这事儿就变了味，“小杨，这困难户的标准是咋定的？为啥就他能当困难户，我就不行了呢？我也困难呐！”
杨胜当时就懵了，因为他自己压根儿就没研究过“困难户标准”，他只能用一句自己都觉得没底气的话回了过去，“国家当然有规定，不是你觉得自己困难就是困难户的。”
现在，杨胜都不用翻找桌案上的文件，就能大致说出“困难户标准”，“身患一二级残疾、治病花费1万元以上的孤寡老人，还有留守儿童也是照顾对象。”
与过去相比，杨胜现在更善于用政策“武装”自己，“你只要能给村民说出个理由，他们都能听得进。”
有一个不符合低保要求、却非要嚷嚷着“吃低保”的村民找过他，说话尖酸，“你一个大学生，一点能力都没有，这点儿小事儿都办不成。”
可惜，此时的杨胜早已不是彼时那个“啥都不懂”的“小村官”了，拆迁工作中“见了不少世面”的他，笃定地翻出身边的文件，逐条核对，“不符合要求不能办，给你一个人破了例，其他人怎么办？”
半年后，这个村民的亲戚治病花了两万余元，小杨听说后，又主动摸上门，给他家办了大病医疗保险报销，返还其5000余元治疗费。村民翘起大拇指，“大学生还是能干啊。”
小杨感觉自己比过去更“强势”了些，“懂得多了，见得多了，跟村民说话自然更有底气了，谈话能直奔重点，谈他们最关心的‘利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