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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民国热”升级
与前两年相比，民国热进一步升级，而不是升温。升温指的是数量上，升级指的是深度上。其实升级从去年就开始了。今年出的《蒋介石传》不止一种，《蒋经国传》也在不断印，还有宋美龄的书，陈诚的《回忆录》副标题就叫“台湾建设”。民国热演化为台湾热，很多人的日常读物，相当一部分来自台湾作者，有些人喜欢林文月，有人喜欢朱氏姐妹，再深一点有张大春、唐诺，再严肃一点读龙应台、杨照，等等。学术图书从台湾引进的也不少，今年比较抢眼的，是史学家邢义田的多部作品。
话题更加丰富。比如，今年既畅销也受到追捧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好像是写一个人，一个校长，背后指向的是民国。今年很热的《南渡北归》系列，讲的是那个时代知识人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命运。书的结尾话锋一转，特别讲“离别”那一章，谈到很多人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命运，不忍卒读。他们中的三拨人，一拨留在大陆，一拨去了台湾，一拨漂向海外，命运何其不同。最有意思的是师永刚编的《蒋介石：1887-1975》，一册图文并茂的传记，从制作到整个调门，与以往大有不同。此外，还有《齐世英口述自传》，该书热，与它的话题有关，从中读者可以看出，那一代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是怎么想问题、怎么做选择，以及他们最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它还提供了一个观察那个时代的视角，包括一代人的血性。血性意味着勇敢、牺牲，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
还有持续的传统文化热、宗教读物热。与往年一样，没更多特点。
民国热、传统文化热、宗教类图书热都是表面的，背后自有文章。几年前我曾发表文章，谈书籍出版与社会心理脉动的关系。什么叫社会心理脉动？就是那些没有公开说出来的，大家想到一块去但还未形成共振的那些情绪、态度和看法，“脉动”是“热”的前导和基础。几类图书持续热，很能反映社会心理脉动的情形。
以我观察，这也是人们求变的一个非常隐晦、隐蔽的表达。这两年求变的心理，更直接和显白了。人们想找到一个坐标，原来好像钟情宋代，太远。于是有趣的民国成了人们心仪的对象，虽然它的方方面面被夸大了，甚至掺进许多想象。其实，夸大也好，追慕也好，各有道理。与其说曾经存在一个令人向往的真实时代，不如说每一个夸大者、追慕者追求那样一个时代哪怕是编出来的特质、生活样式和精神面貌。走得更远的，则到宗教那儿找避风港和理想国去了。
中共党史研究仍保持热度
此类书今年有杨奎松的新著（《读史求实》）、黄道炫的新著（《中央苏区的革命》），还有杨奎松、王海光、韩钢编的《中国当代史研究》（已出了几辑），主要内容还是中共党史研究，以及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很大规模的修订本再版，都很受关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还原历史真相、校正误解的努力。
“主义之争”异常热闹。去年，笔者有过一段文字，大意是：多年来，官方尝试对意识形态作重新梳理和表述，力图获得绝大多数公众共识，但成效不彰，尚有所期。2012年，是确立未来“大政方针”的重要时机。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朝向未来的十字路口，已徘徊经年。种种主张，必会趁此出笼，登场亮相；主义之争，势所难挡。此一过程中，不仅考验各路英豪的修辞能力，更考验公众的心态和法眼。长篇大论、高头讲章不会有好的市场，叫好叫座的，一定是英国宪政转型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风起云涌、干净利索的小册子。推进宪政改革，强调法治健康，争取公众权利等话题的著述，将是主义之争中的主旋律。这是我当时对2011年出版焦点作出的一个预测。应该说大部分猜对了，今年这方面的书很多，这里只说几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开年，106岁的老人周有光出版了《拾贝集》。凡读过《朝闻道集》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它的姊妹篇，但反思更锋利也更直接。篇幅小，题目大，非常好读。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建国历史进行批评和反思。
今年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5月推出来的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在思想言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作者表述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作者主张中国应该回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上去，以此为基础发展、建设这个国家。书出版后，我们看到非常罕见的一幕，20多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老老少少各派人物登场，最重要的是他们同台登场表演，寻求共识。
类似主义之争的书，今年出版、推出的非常多，比如苏伟和杨帆的《重庆模式》，看起来讲重庆，其实背后闪现的是主义之争的影子。还有一本书比较有意思，北方读者不大关注，就是《深圳十大观念》，透过这本书，我似乎嗅出了“广东模式”的味道，十大观念中就有一条，少谈主义，多干实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去年是阐述“中国模式”作品的“出版年”，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作品，比如潘维的《中国模式》，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跟着起哄，比如奈斯比特和马丁。今年风向有所转变，虽然还有同题书出版，但影响远不及去年，倒是对中国模式反思甚至批评的书大行其道，这背后也是主义之争。代表作品是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论战性很强，很有些力量。
除了上面所说的“主义之争”外，还有两方面的声音，与“主义之争”的声音几乎一样强大。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主义之争的弦外之音，一是主张宪政、倡导宪政的声音，一是呼吁启蒙的声音。前者以去年去世的蔡定剑挂帅，今年年初有一本《论道宪法》出版，还有一本书，干脆取名《走向宪政》。11月份出了一本书也跟蔡定剑有关——《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蔡定剑论民主、法治与人权》，干净利落。下半年这类书很多，有李强主编的文集《宪政与秩序》，有高兆明的《制度伦理研究：一种宪政正义的理解》，人民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张秋山的《中国宪政百年史纲》。
启蒙话题也很热
有两位作者很值得关注，一是从年头热到年尾的资中筠，她的自选集中的《士人风骨》、《坐观天下》、《感时忧伤》甚至《不尽之思》都跟启蒙有关。还有一位是学者许纪霖，他出版了《启蒙如何起死回生》，意思是启蒙死了，但今天怎么样让它死马当活马医，让启蒙“起死回生”。10月份，许纪霖同样话题的书出版——《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起死回生》这本书还有一点无奈，破釜沉舟地喊一嗓子，到了《启蒙与反启蒙》，他已经有了“站起来”的冲动，有把头昂起来的姿态了，正符合他几个月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书人站起来》的精神状态。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话题也很热。也是去年年底，我曾预测该类主题书今年将出得多，广受关注。在一篇文章中我写道：中国经济急速扩展，资源需求猛增，与政治社会法治改进之间造成的差距，已引起全世界的共同关注。2010年周边关系空前紧张，不仅是表征或预示后续更大的风暴。换句话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迅速上升为公共话题，随之将带动出版阅读热潮，其实2010年出版的作品，此题已见端倪，比如《海洋史研究》（我所见的第一本关于海洋史的出版物）、《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中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国外交》、《中国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如何与美国共处》等作品，但还没有成为风气，远未进入公众阅读视野。2011年，所有重要的周边关系都将为公众所关心，美国、欧盟关系的出版物会大行其道，南美、中亚和非洲各资源国的概况也势必吸引公众眼球。果然，今年这类出版选题特别多。
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已经出了18种，有《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世界尽头的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水手》、《哈里发国家的沉浮》等。以哈里发国家为主题的书，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该套丛书接续出版的数量，远多于已出版的。大套丛书当中，还有“世界历史文库”，不仅出版了《波兰史》、《瑞典史》，甚至还有《苏丹史》、《马来西亚史》，稍加留意，便会惊奇地发现，该套丛书还出版了《地中海史》、《太平洋史》和《大西洋史》。这是我们从前闻所未闻的出版物。
在上段文字中，我还提到了南美，今年就有一本《赤道之南：巴西的新兴与光芒》，写得非常之好，非常全面，给人新奇之感。还有非洲，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非洲故事仅是电视小屏幕的画面。无论是卢旺达大屠杀还是索马里海盗、南非的种族隔离对我们来说都只具有符号意义，很抽象。说到底，我们怎么可能真的关心那些个地方？但今年不同了，不止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这在我看来还是很表象，我更愿意积极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图书升温更深远的背景，这跟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国民是一个大国国民或至少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大国国民有关，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简单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任何问题几乎都是世界问题这一认识有关，因此了解自己还不够，还要了解他人，了解周边还不够，我们要了解更远的地方。
今年有两本书非常特别，一是姆贝基《贫穷的设计师：为什么非洲的资本主义需要改变》，一个是《非洲国》，讲的都是非洲问题。《非洲国》作者在非洲待了15年，他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讲的人物、事件、地点，岁数大一点的人耳熟能详，但对我们来说，是太久远以前的符号，对这些符号构成的故事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看法。但这本书对人们的看法构成强烈冲击和震动甚至是粉碎。关于非洲独立的故事，独立之后的故事，殖民时代的故事，他的讲法与我们曾经接受的完全不同。我们要了解非洲，这样的书不能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