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生了什么病

    “承载我们的城市究竟怎么了？”——12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名为“问城”的跨界论坛上，来自多个学术领域的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发出如此质问。

    “今天的城市从文化概念而言，可以说是一场悲剧，或者是悲剧的连续剧，我们有疑问，‘您的面孔怎么越来越脏啊’……”论坛主持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教授云浩感叹。

    此番论坛主题“问城”之“问”，既是“问候、慰问”，也是“疑问、质问”，“问城”论坛希望找到城市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场由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读书》杂志、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论坛，邀请到国内众多知名美术家、建筑家、音乐家、哲学家，从多角度就城市化中的文化问题进行对话。

    无序的城市中什么都可能存在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张永和展示了国内几处极具欧洲情调的建筑群，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比如深圳的“波特菲诺”、北京的“珠江帝景”，你很难相信它们是中国城市中的建筑，“这种现象一方面挺有趣，另一方面也挺悲哀。”张永和发现，把“主题公园”转换成实际住所，近年成了中国城市中特有的现象，造成一种“主题的困惑”。

    被业界誉为“中国公共艺术第一人”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中，是本次论坛的发起人之一。他展示的图像，下方是凌乱的待拆迁建筑，后面就是对比鲜明的高楼林立。“这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景象，”王中说，“中国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发生过。”

    随后，屏幕中出现了一处被大家误认为天安门的建筑，“天安门前面怎么能让摆摊？”王中介绍说，其实这是山西临汾的尧庙。据王中在现场所见，尧庙广场上不但有“天安门”，还有“天坛”和一截“长城”。

    对于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德胜门城楼被附近的高架桥“拦腰斩断”的景象，王中愤慨地说：“世界上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哪个会这样做？卢浮宫也曾遇到交通问题，但是一定走地下。”王中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决策前测算经济利益时，只测算建高架桥比走入地下要省钱，而没有看到连带的更深入的价值”。

    此外，与会嘉宾还介绍了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城市建筑或雕塑，如南昌八一大桥桥头的“黑猫白猫”雕塑、天津的北安桥和北京天子大酒店的“福禄寿”外形等。“这样的景象在中国随处可见，可以说，一个没有秩序的城市什么都可能存在。”王中沉重地说，“一部电影如果有什么问题，大不了我不看。可是城市里的东西是强制性的，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这是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民族的问题。从小看多了这样的东西，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对审美的判断会是什么？！”

    问城其实是在问人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徐仲偶教授强调，“我们住在今天的城市，不能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来说社会问题，而要把我们当成局内人，就是说，设计家、艺术家要多一点反思，多一点责任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苟同，不要暧昧，否则问题一直会有。”

    张永和认为，当下种种城市设计怪相，不仅是一种文化上的混乱，更体现了对城市和建筑的基本功能的忽视——没有意识到城市生活要予人以享受。在张永和眼里，那些宽得老人孩子永远过去不的马路不叫马路，那些打不了太极拳的绿地根本不是绿地。张永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叫做“城市机理”——城市本是一个整体，是由一条条街道构成的，当人们在街道上，其身体与城市自然接触的这一块，就是城市的机理。

    “‘问城’根本上还是问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俊岭说，“城市是美，还是无序、混乱、丑陋，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活质量。”他认为，人和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不清晰，城市的资源安排就永远都理不顺，我们一定要把城市“理解好，设计透”。

    王中则将城市病的根源归咎于城市建设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和应有的文化视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使文化发展由滞后到缺失。“今天所谓的城市规划，完全是一个平面领域的事情，从来没有考虑到城市设计应该是一个体系。”王中提倡“回归历史才能谋求发展”，要看看自古以来东西方都是怎么做的。

    宋俊岭以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作为“优良城市”的范本介绍说，中国王城的布局早在两千年前的《周礼·考工记》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写出来了，而包括“中轴线”在内的北京城轮廓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神话体系。

    不少与会学者都提到了梁思成先生提出的完整保留北京城的方案，但王中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这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他回忆，自己前些年去巴黎，遇到一位建筑师出身的巴黎前副市长，他给王中看了自己上学时来中国城市的速写本，并感慨，几十年前中国每个城市的品格都历历在目，现在去已经分不清了，“我们现在有这个感觉，你身处在哪个城市你根本不知道。”

    流传文化才是城市宗旨

    “每个城市都有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王中说，这不仅是一个样式问题，其背后还有深远的人文价值，比如苏州白墙黑瓦所营造的黑白灰色调其实对应的是中国古代文人“淡雅素”的审美情趣，“可是很多城市都认识不到自身的独特价值”。

    针对当下的城市病，王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用艺术来“营造”和“激活”城市空间，以此复兴城市文明。“艺术营造空间”就是“重塑城市的地位和尊严，传承城市的创造精神”。他认为城市规划的机制应该从纵向变为横向，将建筑、园林、景观组成整体来做，艺术家们不应只对自己的领域负责。

    王中还发现，很多城市在营造城市文化或公共艺术方面走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把艺术当成城市装点”。他提倡“艺术激活城市空间”，就是要让公共艺术成为城市故事和城市精神的孵化器，促进城市新文化的生长，“绽放友善的表情”。

    不久前，郑州请王中在一块空地上做个40米高的单体雕塑，但王中实地考察后觉得那样做相当于“在城市种大萝卜”，“非常可怕”。他和学生们经过调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个小实验，将艺术作为种子植入公共生活的土壤中。

    此地左边是条公路，右边有条河道，还保留了一条旧铁道。他们决定做成“1904公园”，因为1904年蒸汽机车来到小小的郑县，使得今天的郑州成为交通枢纽大都市。但是这个公园并非城市记忆走廊，而是更注重“文化生长性”，王中强调。公园中既有表现当年候车场景兼供人们休息的长椅，也有吸引年轻恋人来手拉手挑战或是拍婚纱照的仿真铁轨。

    最有趣的是，他们设计了一个与真火车头等大的“火车头”，按照孩子们打游戏机的方式，设计了四关闯关游戏。“1904公园”建成后，这片本没有人气的地方现在非常热闹。本地的居民和孩子还将火车头游戏发展成六关，人们也可以在火车头里坐着聊天。

    听到这儿，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竖起了大拇指，这个设计让他很受启发。“规划者不要规划到底，只开一个头，让文化来生长。”陈嘉映说，“做出来一个能玩的地方，让本地的孩子们和青年人来玩，你设计四关他给你设计六关，他们慢慢融入进来，才能弄成真正的文化。”陈嘉映强调，说到“文化”我们一般会认为是精英文化，但“文化”本身还有一种更具“草根性”的含义——一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如果说在过去许多世代，名都大邑如雅典、北京、巴黎和伦敦，都曾经成功地主导过它们各自国家民族的历史，那首先是因为这些大都城始终能够成功地代表各自民族的历史文化，并将其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世。”宋俊岭说，“流传文化，教育人民，这就是城市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