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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红河助学金，就不用担心上大学半路读不下去。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我也变得更有信心了。”去年获得了“红河助学金”的云南大学学生杨俊和感慨地说，红河助学金给她的求学之路送来了许多温暖。
杨俊和家只有一亩地，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妈妈的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正在念初中的弟弟。因此，对她来说，“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买东西的时候，时时担心钱不够。”但这一年，她不用再每天算计饭卡上的余额还够用几天，心里的踏实感前所未有。
“红河助学金”的资助对象大都与杨俊和有着同样的经历：来自农村，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在求学的道路上，他们往往要经历比别的学生更多的艰辛。但他们不攀比，不挥霍，纯朴、勤奋、艰忍、乐观向上。
在第一笔“红河助学金”发放一年后，红云红河集团回访了20余名受助学生，听他们述说自己的故事和一年来的变化。
“我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童年留给陈鹏杰的最深刻记忆就是饿。他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州麻栗坡县的一个苗族家庭，从六年级时父亲去世后，陈鹏杰便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欠了很多钱。债主时时找上门来，有一次过年前，家里养的猪都被牵走了。初中时，陈鹏杰的学费书本费都得到了减免，他只需要带够每个星期20元的生活费便可读书。但就是这20元，却难倒了瘦小的妈妈。陈鹏杰只能“抠”着每一分钱来用。有时候，他一个星期只用5元钱：每顿只吃2角钱的饭和5角钱的素菜。对于处在发育期的孩子来说，这远远不足以应付繁重的课业负担。陈鹏杰记得，他回家要走上20公里路，有一次，在半路上饿得差点晕倒，他只好慢慢挨到半路上的一个亲戚家里，说“实在太饿了，要吃饭”，说完坐着就睡着了。
由于少时饮食没有保障，现在的他又矮又瘦，常常被引起误会。“有一次我去做实验的时候，老师就问，你怎么来做我的实验？我说是啊，就是来做你的实验，老师说，你像个初中生。”
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家里已经拿不出一分钱再供陈鹏杰读书了。在地里干了两个月农活儿以后，班主任来到家中叫他回去继续上课，并帮他出了100元钱的中考费，还同其他5名老师一起凑生活费，每个月轮着给他30元钱，陈鹏杰才得以继续读书，完成初中学业。“高中的时候要是没有别人的资助我是读不下去的。”他说，“最艰难的时候是大一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举目无亲，感觉很迷茫，就像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个瘦瘦的男孩笑笑：“现在想想，挺佩服当年的自己。我是被迫懂事的。父母的条件没办法改变，只能改变自己。要努力读书，我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云南师范大学大四学生乔亮讲述了他“童第周式”的读书经历。乔亮家在云南省腾冲县界头乡。初二的时候，乔亮住的宿舍楼邻近马路，路灯是彻夜亮着的，当时校舍条件很差，房顶没有封严实，留有一条寸许宽的墙缝。晚上10点左右宿舍熄灯后，外面的灯光便夹杂着夜里的冷风从墙缝里透进来，刚好照在他的床上。乔亮便捂着被子“偷学”到12点。
凭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班里前五名。
乔亮说，他的父亲坚定地认为，要改变命运，就一定要读书。但由于家庭境况实在太糟糕，妹妹只能辍学出去打工。乔亮身上寄托了父亲全部的希望，也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去年，一场大旱让家里几乎没了收成。乔亮拿到“红河助学金”后，寄了1000元给家里，给患糖尿病的母亲买药。
“贫穷曾让我被误会冷漠、不合群”
昆明理工大学大四学生何正文现在已经是学院学生工作的领袖人物，待人亲和，谈吐自如。但刚上大学时，他曾经非常怯懦、自卑、内向，连话都说不清楚，更不敢主动与人打交道。
有一次，何正文去教师办公室借东西，值班老师问他从哪儿来，要借什么东西？当时胆小怯懦的他操着很浓的重庆方言，说话声音又细又小，值班老师听了3遍还是没听清楚他要借什么，无奈之下，只得请别的老师来询问。
这样的性格源于家庭贫穷带来的压抑氛围。何正文家中还有一个哥哥，兄弟俩都在上学，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几亩薄地。父母亲的身体并不好，学费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也压在何正文心头，使他时时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高中的学费都是向亲戚朋友们借的，在学校感觉自己比别人矮一截，挺自卑的。”说起那时候的生活，何正文唯一的感触就是心酸。高中时，他曾经看中了一套45元钱的辅导书，犹豫了很久，最后跟同学合买了。
何正文说，他第一次看到高楼大厦是在高考完到重庆城里的时候。来到大学，周围同学优越的条件一度让他很有压力。“有一次跟一个同学一起出去买东西，他看上什么东西喜欢就买，也叫我买，我就很尴尬。后来很少跟他一起出去，每次都推说‘有事’。因为这样，我被人误解为冷漠、不合群。其实我心里很想融入大家的圈子里。”
大学第一次开班会时，老师问有谁愿意为班里服务做生活委员，全班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何正文举起了手。
从班里的生活委员，到学院的勤工俭学工作，何正文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自己的锻炼，最开始的勤工俭学工作就是搬凳子之类的，6元钱一个小时。
获得了“红河助学金”后，何正文觉得生活压力小了很多，但他并没有停止兼职工作。“我知道父母其实很想多给钱，但我不能要，用父母的钱我觉得很心酸。我挣50元钱跟他们挣50元钱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要付出更多。”
“我将来要是有一个公司能像红云红河集团那样就非常了不起了”
云南师范大学学生李亚楠在他还没上学时，姐姐就因意外溺水而亡。11岁时父母离异，他便一个人跟着父亲过。13岁时，父亲跟别人发生肢体冲突，变成了植物人。14岁时，父亲撒手西去。在2008年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法律系之前，李亚楠便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波折。
读高中时，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学校要求他考到某一个名次之前便可以减免学费，再考到某一个名次之前又可以减免书本费。他说：“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高考对他的压力莫名的大，从小身体一直不好的他不禁想，要是考不上大学连地都种不来怎么办？要是考上了，自己一个人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
在病床前照顾父亲的日子，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想发抖。”父亲出事以后，用李亚楠的话来说，除了呼吸，其他什么都没有。后妈收拾东西走了，病床前只剩下幼小的李亚楠。“我那时还小，什么都不懂，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护士按例半小时来量一次体温，每来一次，李亚楠都要被叫醒一次，那么多日日夜夜，他便是在半睡半醒之间度过的。
就这样，他在特护病房里坐了一个半月的板凳，“如果是冬天，我冻都被冻死了。”为了父亲的医药费，尚不知世事的李亚楠把家里哪怕只值一块钱的东西都卖了，人情冷暖也体会透了。“庆幸我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害怕，如果是现在，我可能根本撑不下来。”
经历过父亲的离世，经历过一个人生活的艰辛，现在的李亚楠眼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困难了。他十分珍惜现在平静的学习生活。
学法律的他对管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红河助学金”发下来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再修一个管理学双学位。在了解了红云红河集团的发展史以后，李亚楠说，“我将来要是有一个公司能像红云红河集团那样就非常了不起了。”
“红河助学金”让我安心为考研备战
云南民族大学21岁的学生段潇并不避讳自己是个孤儿。六年级时父亲因病去世，高二时母亲也离世，留下这个柔弱的姑娘一个人在世上。那段阴暗的日子，段潇过得很艰难。她说：“觉得自己心已经跑了，魂丢了的感觉。”极度的悲伤，让段潇甚至出现了幻觉，“在食堂吃饭，老觉得妈妈就坐在对面看我，做事时也老觉得有人在旁边。”
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都在计划着出去旅游放松，段潇却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日子筹划。她从家乡陕西渭南到了西安，找了份工作，挣了900元，除去路费和自己日常的开销400元，来昆明时她身上仅仅揣着500元。学费用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可是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着落。
她在报上登了求助信息，很快，有一对老夫妇表示愿意资助她，每个月给她300元直到毕业。但300元还远远不够，她又在学校食堂做起了兼职，在窗口卖饮料，每个月可挣400元。
上大学3年来，除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工作，段潇还做过很多份工作。2010年暑假，她在一个培训学校当老师，每天在讲台上站6个小时，晚上还要备课。很累，但是她坚持下来了。正是源于这份很辛苦的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段潇决定要做一名高校老师。她开始认真着手准备考研。
想要继续学习，经济方面的限制是她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有的坎一定要过，要长远考虑，不能因为目前暂时的困难就得过且过。”她坚定地说，“以后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可能让我倒下，我能失去的都已经失去了。”
去年12月，段潇参加了“红河助学金”的颁奖仪式，感触颇深：“在场的学生都很受鼓舞，‘红河助学金’不仅在物质上切身实地帮助了我们，受到资助也给了我一种新的动力。”
段潇说，“红河助学金”让她得以从繁重的兼职工作中脱身出来安心为考研备战。目前，她已复习完一本数学，感觉很有信心。
“红云红河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翼”
“大学是青春的象牙塔，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在这里，我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次，当我想敞开怀接受这股扑面而来的绚丽气息时，却往往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之却步。红云红河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翼。”一位学生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每年4000元的助学金，除了为受助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窘外，也纾解了因经济拮据带来的精神压力。
去年，云南大学学生王丹接连生病，10月得了中耳炎，11月牙髓发炎，12月又得了急性阑尾炎，医药费和手术费都是辅导员垫付的。她来自农村，父亲身体不好，还要赡养83岁的爷爷。“最困难的时候是交学费的那个学期。家里的钱几乎都用来供我读书了。家里没有积蓄，都是挣一点花一点。”
“父母供我读书已经很难了，加上我一直生病，感觉人生中最艰难的坎怎么也过不去了。获得‘红河助学金’时，感到很意外、很高兴。这个助学金就像雪中送炭，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 王丹说，拿到“红河助学金”之后，她一下子取了3000元还给辅导员，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也随之放下。
若不是这笔额外的助学金，今年21岁的云南丽江纳西族大学生张喜来可能没有机会参加计算机培训课，也考不到计算机二级证书。张喜来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三，母亲患有很重的风湿，家里的活儿全部靠父亲一个人在操劳。国家生源地贷款帮他解决了学费负担，但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沉甸甸地压在身上。周末不上课的时候，他常常去做兼职。今年暑假，他在家乡找了一份修公路的工作，做了40天，挣了1800元当生活费。
张喜来说：“我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好好读书，不能一事无成对不起他们（红云红河集团）。”
在云南大学读大三的冯丽，在攒了许久钱之后，终于买了属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冯丽的高考成绩足足比一本线高出了50多分，原本她可以去北京上大学，但考虑到家里的情况，她放弃了。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供养她和弟弟读大学，还要赡养爷爷奶奶，她平时从不轻易向家里开口要钱。过去，因为学习需要，她整天泡在学校的公共机房里。每当临时需要用电脑又不能去机房的时候，她会羡慕舍友们优越的条件，羡慕她们有自己的电脑。
她诚恳地说：“‘红河助学金’让我在读书的时候不用为生活费发愁，这个是最实在的。”
“‘红河助学金’是一笔钱，也是一笔精神财富”
许多受助学生都表示，“红河助学金”带给他们的除了鼓励和支持之外，还有爱心的传递。
今年22岁的王梅在云南师范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她在实习的过程中，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当老师责任太重了，站在讲台上的一言一行都会产生不同影响。”实习代课时，在批改过的学生作业后面，她常常会写上几句评语，以此来鼓励他们。本来是一个无意之举，但是后来她发现，小孩子们全都在期待她的评语，甚至也会在后面“回帖”。不久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原来班上有十多个小孩子不交作业，自从她开始写评语之后，不仅没有人不交作业，甚至孩子们对交作业都有了些许期待。
这让她意识到：“其实‘红河助学金’也是一样，给我们精神上的肯定和鼓励。红云红河集团这笔助学金，有了能激励你好好学习，没有也会激励你继续努力，因为它会让你感觉，生活中总有新的希望。”
受助的藏族学生卓玛说：“很感谢红云红河集团的帮助，也感谢老师的认可！如果我有能力，不管以哪种方式，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感觉，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好心人的。我们要好好读书，将爱心传递下去。这是我第一次获得助学金，我很感动，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动力。”
受助学生钱国富深有感触地说：“助学金的意义是让我充满了信心。人需要感恩，不可能永远接受别人的帮助。社会资助是一种机会，让大学生知道有很多人在关心。”
昆明理工大学大二学生张鸣认为，“精神上的帮助更大，‘红河助学金’让我们学会感恩，感恩是一辈子的事情，以后我有能力也会帮助别人。”
段潇说：“很多人都帮过我，最终我要把这份爱心传递下来。两年前我就有想法，此生一定要去资助几个人，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帮助我的人。”冯丽希望，如果有可能，一定会尽一份力去动员身边的同学、朋友，为失学儿童办一个小学。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辛亚洁 黄丽/文
图片由红云红河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