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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百年，意味着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一百年。此时，一本叫做《告别皇帝的中国》的新书出版，可谓正逢其时。我们告别皇帝一百年了，告别皇帝的年头，从群体意义说，是共和国建设的年头，而从个体层面看，则应该是发现自我的年头。年头不短了。
建设成就斐然，或许该多花些精力来探究自我。帝国时期，皇帝是主宰，这同时也意味着，至少在政治层面，皇帝可以构成这个国家每个个体的一种依托。告别了皇帝，在共和政体下，国民的主体性才真正获得释放。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皇帝，你的内心便是你的主宰。
那么，告别皇帝已经一百年了，共和国公民的自我的权威建立起来了吗？内心的确信建立起来了吗？
考察百年间，这显然是一个起伏的过程。基本能达成共识的高峰有两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近20年，改革开放启动后的10余年。
第一次高峰中，我们轻易能举出名言。比如鲁迅的批判：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又比如胡适的劝诫：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二次高峰中，最打动人的口号或许是“振兴中华，从我做起”。许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怀念，正是基于那种热烈、天真而又诚挚的个人解放氛围。以当下观之，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自我权威的建立和内心的确信，有被消磨的危险。曾有学者抱怨：上世纪80年代还敢说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现在我们是从别人做起、从未来围观。
当然，也不必过于悲观，这种内心的确信在当下并未完全失语，正如有学者所概括的：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中，作者马国川围绕“辛亥百年”的主题，对海内外12名学者进行了访谈。比辛亥革命还年长5岁的文化老人周有光为之作序，称：“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如果说审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真正在这条跑道上竞走的，代表中国这个集群概念的，其实是每个公民个体——不再有受命于天的皇帝来代表你了，你首先代表你自己，当然，你也是这个国家的十几亿分之一，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受访的余英时教授在谈及中国的未来时指出：十几亿人，每个人都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各尽本分，就可以继续向前。他还强调：“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
所谓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正是皇帝这个概念最直接的对立面。由普通个体通过自己内心的确信而生发出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符合现代文明，即“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跟其他文明价值可以配合”。
摄影家刘香成在今年主编了一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图册《壹玖壹壹》。我采访他时，他说，想向当代人展示1911年前后中国人真实的表情神态、发型面相、肢体语言。
不妨想得迂远一点，一百年后回望今天，会是何种情形？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国民，我们的内心状态或许会藉由我们的表情传递出来。那么，我们内心的何种状态会藉由我们的表情传递下去——充满确信的，还是孱弱游移的？
徐百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