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纳税人说话，替鸡蛋撞墙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贾宝兰艰难地穿过挤满人的过道，只能踮起脚尖眺望；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李韦森搬了一把折叠椅坐在一旁微笑聆听；许多正在看书的人也被主讲者的声音所吸引，纷纷驻足。

    他们在听一堂财政课。北京三联书店的角落里，主讲人坐在小马扎上，胳膊杵着课桌，两手交叉，侃侃而谈。 

    他谈英国的《大宪章》如何约束国王征税；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如何因为一场税制改革而被送上断头台。

    这个主讲人就是李炜光。

    他写的专栏，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称为“最早唤醒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启蒙声音”；李韦森曾为他的书《李炜光说财政》作序：“每一个识字的中国纳税人都应该花点时间认真地读一遍。”

    而在被视为官府之学的财政学界，因为呼吁“公民纳税是为了交换政府尽责”，又主张“要管住政府的钱袋子”，他一度被视为“异类”。

    “他太敢说话了。”同事任晓兰评价。

    他抨击在中国推行了13年的公共财政变得“越来越不像了”；调侃如今的预算审议是走过场，“给你半天时间都嫌多，不过举个手，时间够用了”。

    他曾经呼吁修改《预算法》。有官员称“人大代表不够专业，看不懂预算”，他马上写文章激烈反驳：“打油的钱不能买醋，买醋的钱不能买菜，把这么点事说清楚在谁家会是难事？如果你想让他看懂，他就能看懂；如果不想让他看懂，他就一辈子也看不懂。”

    李韦森在第一次读到李炜光的文章时曾经揣测，这个“文风辛辣”的财政学者应该是个棱角分明的人。不过当他们在复旦大学相约见面时，李炜光的样子却出乎李韦森的意料：总是面带微笑，说话慢条斯理。在研讨会上，即使遇到意见相左情绪激动的学者，也不会“刻意抬高声调”。

    事实上，出生在天津大学大院里的李炜光，从小的梦想只是做一个“安静的文人”。尽管中学生涯被“文革”阻断，但这个被《安娜·卡列尼娜》迷住了的男孩子仍然参加了第一届高考，他想学中文，去南开大学。

    但一分之差，他与南开擦肩。当天津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财政系的录取通知书传到正在工厂上班的李炜光手里时，数学“几乎考了零分”的他第一反应就是，“财政是研究什么东西的”？

    年轻的李炜光跑到厂里的财务科询问，长辈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啊，估计也是学财务核算的吧”。

    就这样，他成了天津财经学院财政系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学生之一。在学校，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时，一年级新生李炜光毫不迟疑地把这几个字原封不动地抄到笔记本上。

    至今，这仍是政治课本上对于税收的权威描述，也是财政学考试的标准答案。

    但在很多李炜光的“追随者”看来，这已经不再是唯一的答案了。

    这些年来，李炜光频繁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读者有外地的，也有天津本地的，甚至还有和李炜光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经常有人半夜读完他的文章后激动地给天津财经大学的校办打电话，还有人直接将电话打到天津教委。去年元旦，李炜光接到一个电话，听筒那边是一个瘫痪在床的老人，他鼓励李炜光一定要坚持。

    “你把我过去十几年对税收的认识全给颠覆了，谢谢你。”还有年轻的学生这样对他说。

    他的粉丝也不乏名人。作家章诒和在看到他的文章后主动在微博上找到他聊“纳税人的权利”；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则在私下对他说：“李老师，您接着往前走。如果碰到什么麻烦可以找我们。”

    12月的一个下午，这位明星学者在办公室里的两排书柜前接受采访。书柜里有他大学时参加校乒乓球队的合影照片，茶桌上摆着一本《鲁迅读过的书》，旁边是翻了一半的《宪政与秩序》。李炜光穿一件红色毛衣，他用拖把将刚刚洒在地上的茶水擦干净，然后礼貌地问记者喝茶还是咖啡。

    李炜光会很平静地讲述过往。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主讲中国财政史，那时候的他只是一个小老师，没理论，没深度，没思想，“备备自己的那门课，简单得很”。

    在很多学生眼里，他是个“极其温和宽厚的师长”。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你们要发言，就直接站起来说”。凡有人去求教他时，他会起身相迎，离开时又总要送出大门。天津财大国际贸易专业的研究生臧建文记得，在《写给中国的纳税人》一书出版时，因为被书名吸引，他曾“壮起胆子”去办公室找李炜光借书。那时候他们素不相识，李炜光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想读书啊，很好啊！”并将自己桌上的新书赠与他。

    又一次，臧建文与李炜光在学校的游泳池里遇见。李炜光认出了他，并请他在食堂里吃炒饭，仔细地询问读书的事。“他是个有古风的老师。”对国学很感兴趣的臧建文回忆，李炜光在学校里不只会开与公共财政有关的讲座，还讲授国学，在PPT上，他会将文字转为繁体字。

    “我以前就不喜欢财经，现在也不喜欢。”在李炜光的书柜里，文史类的书籍远比专业类书籍要多。

    某种意义上，是时代将他推到了浪尖上。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李炜光曾兼职与几名同学合伙办了一家小公司。在3年多时间里，李炜光担任公司的会计。他笑着回忆，税务部门查账的专管员一到，公司上下便如“惊弓之鸟”，要小心伺候，多方打点，才能化险为夷。

    “那时候所理解的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还是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李炜光经常会被把这个故事放在讲座里,“其实，那些政府机关大楼里坐着的每一个或勤勉或懒惰或温和或冷淡的官员，从根本上说，是用你的辛勤劳作和血汗换取的财富支撑着的、养活着的，而不是相反。”

    从2000年前后开始，李炜光将研究视角引入公共财政。当时，他的观点看来非常大胆。一些同事提醒他，“财政预算问题离政治太近，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也有人带话给他，“希望李老师注意好说话的尺度。”还有一次会上，李炜光主张中国纳税人应该有权利意识，一位退休的财税干部拍案而起：“什么纳税人的权利？胡说！纳税人？能让他们有权利吗？！”

    “李老师在某种意义上是孤独的。”同事任晓兰这样说。

    在这10年里，李炜光频繁为报纸专栏撰写文章，在各大人文讲堂作演讲。他在闪光灯下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斗士。

    “税收不是一件可用的工具，税收里有正义，有人性，有光明，有善，还有爱。”李炜光在新书的自序里这样写道。

    他主张政府减税，并将这种期望比作“鸡蛋撞墙”，在税收这座坚硬的高墙与脆弱的纳税人“鸡蛋”之间，他说自己会“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做一件值得花费毕生精力做好的事情”。

    他看不惯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走过场。有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听了市长的工作报告很激动，回去好好传达落实”。他提起笔冷嘲热讽，“您是来干什么的？学报告来了吗？您是代表人民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来了，是政府在向您汇报，怎么搞反了？”

    他也不惮于与一些“明哲保身”的学者划清界限，“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怕？我想问他们，你们在怕什么？”

    这些棱角分明的表现，在他的生活里却并不多见。作为科研处处长，他并不喜欢年轻同事叫他李处长。他记得科研小组内每位同事的生日，并组织大家为其庆生。聚餐时，他吃素，不爱喝酒。他唱歌很好，却总是让着别人，“没人唱时才拿起麦克风”。他也不会强迫自己在银行工作的女儿接受自己的理念，甚至不会去计较自己工资单上的缴税数字。他仍是那个从没和人“红过脸”的老好人。

    但他看不得别人受苦。他看到城管粗暴地掀小贩的摊子时，会上前阻拦。在火车里，远远看到一个女人抱着孩子站在过道，他径直走过去将座位让给她。

    “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是个温和的性情中人。”一位同事这样评价他。

    但这位多年来“以笔为剑”的中年人，或许更乐于以另一种状态出现在生活里。他会在论坛里和网友们聊聊摄影和旅游；会在茶楼里与朋友看京剧；会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上说上几回“正说包公”，然后回到校园再讲上几堂老子的《道德经》。

    他最喜欢小动物。春暖花开时，他会到学校东院的大湖旁，看那里的鱼和鸭子。一个下雨天，他曾为路边的一只野猫撑伞，还写就了一篇散文，题为《湿漉漉的小花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