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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第一次去作家查建英北京的寓所拜访，谈的是热销的人文访谈录《八十年代》。她访问的，都是“文化热”中的“现象级”人物。离开查家后，我向同伴感慨的第一句话就是，查建英比我想象的漂亮。
查建英是一个有生气的写作者和有豪气的谈话者。其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开了1980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河。1984年，她拿着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英语硕士学位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在夏志清先生门下攻读比较文学。
通过了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的口试，查建英领了笔奖学金，说是要回中国研究“美国的‘越战’小说和中国的‘文革’小说”。临别前，时任哥大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萨义德教授疑惑地问：“你是不是还会真的回到我们这儿？”果不其然，查建英最后没有写出博士论文，因为她自认为不适合做一个站在讲坛上的大学教师，“与其做一个特别糟糕的学者，不如做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写作是一个个体户嘛，我对固定的单位也有一种排斥。”查建英没像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父亲查汝强那样走上治学之路，她选择了英文为主、中文为辅的写作。“不甘心只用一个海外华人的方式来写作，我得试试英文。”查建英用英文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被美国媒体刊发，这引起了独立出版商的注意。1995年，“第一本比较成熟的”非小说类英文著作《中国波普》（China Pop）出版，查建英借鉴“新新闻主义”的写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以及身处其中的文艺人和知识分子的种种面相。该书被不少美国大学作为中国文化课程教材。
高个子、被朋友形容为“男气”的查建英闲不住，旅居纽约、芝加哥、休斯敦之后，她一家三口于2000年前后搬到香港住了两年，此间一直用中文为香港媒体介绍北京，用英文向欧美介绍中国。
通过为《读书》、《万象》等刊物撰文而实现某种程度的“文字还乡”后，查建英还希望有更多的“在场感”，于是2003年带着古根汉姆写作基金重返中国，每年在纽约和北京各住半年。住回北京，也是为了便于收集《中国波普》续集的资料。
她坚持让女儿Siri上了几年中文学校，为了能够让她“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有美国那样一种国度和文化”。
查建英写过作家王蒙，标题是《国家公仆》，是《纽约客》杂志去年11月一期的封面头条。她和王蒙是忘年交，所以前年夏天中国作协就王蒙的新疆题材作品举办采风和研讨时，她受邀全程参加——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活动。但是，这份私谊并没有阻止查建英对王蒙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深入探讨，她追问“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是一位改革者还是一位辩护士？”
《国家公仆》发表并疯传于中文网络后，王蒙未置一词，继续和查建英一起去上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
迄今为止，珍视隐私的查建英未开通博客，为“潜水”用而注册的微博账号也早忘了。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更适合对谈、谈话而非演讲。参与“锵锵三人行”，在她看来，是她目前能找到的获得“在场感”的最合宜方式之一。
荧屏之外，“吃饭”是查建英生活中的一个高频率词。“我本来就是一个好吃之徒，所以好饭局、好饭馆是不太容易拒绝的。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源，你在饭桌上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人们对这些消息的态度。”
12月中旬，我再次拜访查建英，深感放弃专业学术研究的她通过写作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堪称殊途同归。
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