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军史是以个体视角记录、保存和阐释军事事件,堪称军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方军史专家十分注意搜集口述史料,特别是在录音机、录像机发明后,口述历史项目得以广泛实施。
而在我国,口述军史则处于起步阶段,远未成气候,这是一种可怕的资源浪费,开展这项工作已迫在眉睫。
每个士兵的故事都是保卫国家的历史
口述历史是官方档案的重要补充。战场上,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故事,搜集他们的故事,就是抢救历史,抢救军队的遗产。
美军认为,美国建国200多年,每名士兵的故事都是保卫国家的历史,士兵史与军史、国史是紧密相连的,各个环节都不容许缺失。
美国实施的“战争亲历者”口述历史项目不是传统的“军事精英”项目,它不以军队经典战例、将帅指挥艺术为主要内容,它的目标是用“散兵坑”里的语言原汁原味叙述历史。
作为鲜活档案,口述历史能够补充官方档案空白,验证史料真伪。越南战争被美军称为不堪回首的战争,但只从当时的军方档案中,很难看出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例如,有关越共士兵伤亡的统计水分就很大。美军四星上将鲍威尔曾两次赴越参战,他回忆说,当时的美军士兵热衷于“数尸体”向上级邀功。每天晚上各个连队都要登记打死敌人的数目。“数尸体成为死亡人数的统计竞赛。连与连比,营与营比,旅与旅也比。若报上来的尸体数字高,指挥官就会得以晋升。假如你的竞争对手夸大尸体数字,你能不夸大吗?”由于每次战斗敌人的尸体不必带回,因此,数据的真伪根本无法核实。
与官方档案史不同,口述历史由于注重对具体细节的回顾和描述,因而显得有血有肉,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特别是对一些官方档案史无法讲清楚的问题,如“当兵打仗是怎么回事?”“如果当时是我,会是什么感觉?”人们都会在口述史中找到答案。大卫·麦坎贝尔被誉为美国海军史上最伟大的王牌飞行员,二战时期,他5个月里击落34架日机,被授予空战荣誉勋章。2011年2月,美国《海军历史》刊登了他的口述史。当谈到取得骄人战绩的经验时,他坦言:“我看主要还是运气。”一句话轻松阐释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
一部好的口述军史作品,不仅在于能够补史、证史,弥补档案不足,还是进行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长期和平、久无战事的今天,口述军史也具有“忘战必危”的警示作用。
口述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据统计,2003年全世界每90秒钟就有一名二战老兵去世。一名老兵离世,就意味着一段鲜活的历史被带进坟墓。为了留住他们的故事,感激他们为国家所作的牺牲,英国BBC电视台于2003年6月在互联网上开展了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战争”口述历史项目。
公告发出后,英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二战故事收集运动。不到3年,BBC电视台就收集到了47000条战争故事、14000张战争图片。BBC专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战争”口述历史项目是一部由公众撰写、BBC编著的“二战史”,它虽然无法精确描绘战争的全貌,但作为一代人的战争记忆,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历史遗产。
口述军史常态化
为了抢救口述军史,不少国家的军队都与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联姻”实施口述历史项目。
2005年,温哥华皇家联合部队研究院与维多利亚大学联合实施了退伍军人口述历史项目,加拿大国防部也与维多利亚大学合作,对1940年~1995年间120名海军老兵进行了口述历史访谈。
除了借助非军方研究力量外,西方军队还在军队系统内部编配了专业团队、建立了规范的组织、颁布了可供遵循的条令和作业手册。
美军视口述历史为军事历史项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这是史学研究者一项自觉的常态性工作和必须履行的职责,他们还编写了《口述历史工作指导》、《军事历史工作》系列手册。
美军规定,军史中心负责收集整理作战行动、应急行动和和平行动等全谱系列口述历史史料。行动开始前,军史中心应向部队下发统一的口述历史作业法,作为野战历史专家、军事历史分遣队组织口述历史的基本遵循。如在录音时,应符合美国国家档案馆录音规定,应使用标准为90分钟的盒式录音机,不可使用微型录音机。如有两个或更多的主题,应对访谈进行录像。
他们的口述历史作业采用“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两种方法。前者首先对指挥官进行口述历史,从宏观上了解军事行动基本情况,然后再对主任参谋、作训科(股)长、全体参谋进行口述历史作业。后者,首先对参谋军官、基层官兵进行访谈,了解部队基本情况和军事行动基本概况,而后再逐级对高一级指挥官进行访谈。美军要求口述历史作业在层级上,应向下级单位以至连排级分队倾斜,在对象上,除军官外,士兵、在编文职人员都应进行访谈。
美军口述历史主要包括离职访谈、主题访谈、事后采访、生平访谈4种形式。离职访谈主要在军人履职临近结束时进行,重在记录指挥官、参谋军官和其他关键人物参与某项军事行动的经历。陆军一级司令部指挥官、军长和师长的离职访谈由陆军部战史处处长牵头实施。
主题访谈主要针对特定军事行动、军事热点和军事政策实施,由军史中心专家和院校教员、学员实施。
事后访谈主要是收集和保管美国军事行动的历史档案,由历史专家或军事历史分遣队在军事行动结束后进行。
生平访谈主要是记录访谈者的职业经历,由野战历史专家或军事学院学生实施。
此外,美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还设立了“部队指挥官应学习的教训”和“高级军官口述历史项目”等专门针对高级军官的访谈。美空军军事历史研究部在华盛顿也设有空军口述史料中心,许多二战名将如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尼米兹的口述资料都保存在那里。
美军认为,历史专家和历史分遣队成员必须有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访谈时必须严守中立立场,不能误导被访谈者,应默默地倾听受访者的诉说,并将访谈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出来,做到“有言必录”,不能对原始素材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
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真实记忆,美军规定口述历史应趁热打铁,一俟军事行动结束立即组织。相关指导手册表示,根据朝鲜战争经验,口述历史最好在官兵们任务结束后24小时内进行,若时间拖得太久,一支部队有可能编造自己的神话,甚至不知不觉中可能会把神话当做事实汇报上去。
口述军史,我们做得太晚了、太少了
在我国,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许多大学和研究单位成立了口述史中心,部分电视台也开办了口述历史节目,以口述历史为主体的各种出版物也越来越多,产生了《我的抗战》、《山西抗战口述史》、《中国远征军》、《西路军纪事》和《锻铸铁军——口述历史》等一大批反响很好的成果。
解放军也非常注重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动,并要求中高级军官必须撰写自传;军史研究部门也非常注重挖掘和运用“活档案”,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抗美援朝战争史》等重大军史著作时,都曾向健在的老战士征求意见。但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口述军史工作做得太晚了,有大量需要做、必须做而未做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军军史研究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但并不是所有军事活动都留下了文献资料。一位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机要工作的老红军曾谈到,由于战争原因,一些重要文件不得不就地销毁,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回忆,一些历史就有可能从此湮没。凤凰卫视在拍摄《中国远征军》时,通过当地上岁数的老百姓口述才得知,在缅甸丛林中发生过那样悲壮的战斗。这些战事的参战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史学研究者唯有依靠历史当事人回忆才有可能重现历史。
口述军史是与军事事件参与者“零距离接触”,若当事人没有留下见证,带着自己的故事悄悄逝去,那将是军事文化传承的重大遗憾。
目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亲历者正在不断逝去,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历次自卫反击作战的官兵也在慢慢衰老,留下他们的口述历史,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2006年,崔永元的《我的抗战》摄制组在云南突击采访了103位抗战老兵,2007年他们再去寻访时,有一大半人都过世了。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目前,我们迫切需要有计划、大规模地抢救这些战争见证人的口述历史,这些战争“活档案”一旦离去,损失就无法挽回。
值得欣慰的是,在媒体的推动下,口述军史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目前,大部分媒体和新闻出版机构实施口述历史主要走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之路。实践证明,这在短期内能够推动史学研究快速繁荣,但无法实现持久发展。借鉴外军经验,口述军史可走参与人员“义工”化、项目投资基金化、产品发布网络化的公益之路,这样才会把口述历史补史、证史、育人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员王永生认为,我军口述军史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权威性的专门机构负责这项工作,二是口述军史只是配合某项课题研究,只限于特定日期和活动,较为零散,难成系统。对此,官方军史部门必须担当起来。
2006年,在军事科学院召开的“全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就有专家提出建立全军口述历史中心的倡议。我们应该尽快统合各方力量,通过筹集口述军史基金、培训口述军史志愿者、拟制口述军史规范、开设口述军史网站、定期发布口述军史产品,抢救每天都在不断消逝的口述军史资源。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康永升